昆明：

集聚200多名教授，

西南联大9年光阴付苦茶

此时，在抗战大后方的云南昆明，聚集着另一批中国文化精英——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等二百多名教授和上千名学生集体内迁，在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长梅贻琦共任常委，聚集了文史学家陈寅恪、数学家华罗庚、社会学家潘光旦、语言学家王力、国学大师钱穆和文学家闻一多、朱自清等大批中国顶尖的学者、教授。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正式开学，因是战乱中仓促创建，校舍十分简陋，多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作家董纯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西南联大：马口铁做的屋顶，下雨时，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当作响，有时声音大得让人听不清讲课，当年曾有一位教授无奈而风趣地宣布，现在停课赏雨。

当时，昆明物价飞涨，别说学生，很多教授都兼职维持生计，历史教授吴晗曾被迫把藏书当给云南大学图书馆，闻一多则挂牌刻印章补贴家用。

由于联大图书馆条件简陋，座位很少，很多师生不得不到街上的茶馆批改作业，写毕业论文。当时有句流行语，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意即满城的茶馆都是联大师生们的课堂，作家汪曾祺曾是联大的学生，他写诗回忆当年泡茶馆时的情景：厄囊空亦可赊，枯肠三碗嗑葵花，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束光阴付苦茶。

汪曾祺记忆更深的，是当年联大师生们“跑警报”，所谓“跑警报”是师生们对躲避日军空袭的戏称，汪曾祺后来在文章中专门记述了当年的情形：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

那时，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用旧碉堡当气象台教学，烧木炭做化学实验，以算盘代替手摇计算机，正是这种豁达、自信与苦中作乐的精神，支撑西南联大顽强生存了九年。曾任联大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在《国立西南联大大学校史》前言中这样写道：西南联大在其存在九年中，不只是形式上弦歌不辍，而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实体虽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其名字所以能载入史册，其事迹所以值得人们纪念，实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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