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

百家出版单位，每天出版书刊20种以上

著名作家茅盾夫妇与邹韬奋、胡风夫妇、胡绳夫妇等数百名文化人在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护送下，分批从香港迁徙到战时大后方广西桂林，茅盾夫妇被安排在桂林文化供应社的宿舍楼，此时楼里早已住满了逃亡而来的文化人，茅盾夫妇只能栖身在评论家邵荃麟让出的九平方米的小厨房里，他回忆说：我的小房边就是颇大的一个天井，每天一定时候，天井里非常热闹，楼上经常是两三位太太，有时亦夹着个把先生，倚栏而坐纵谈赌经，楼下则是三四位女佣，在洗衣弄菜同时，交换着各家的新闻杂以诟谇，楼上楼下，相交应和。

在抗战爆发前，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为振兴广西，采取了开明政策，营造了宽松的文化环境，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何香凝、柳亚子及茅盾、田汉、巴金等上千名文化人齐聚桂林。桂林，一时成为抗战时名副其实的文化之都，出版人赵家璧这样写道，在一横一直的两条马路上，像这样的店铺不下一千家，大小书店占了5%，假如把没有铺面的出版社计算在内，出版业的单位在百数以上，当时，每天平均出版新书期刊在二十种以上，刊物的普遍销路约近一万份。一本专谈新诗的月刊可销七千本，销路最大的刊物可印两万份。

1944年，剧作家欧阳予倩和田汉等在桂林办起了抗战时中国唯一的戏剧节——西南剧展。欧阳予倩的《木兰从军》、《人面桃花》，田汉的《名优之死》等著名剧目在会展上演出。当时田汉靠稿酬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难。桂林《大公报》曾这样报道田汉一家的生活：说来真有点黯淡，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近来连谈天的豪气也消失了，一桌人吃饭，每天的菜钱三十几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汤。

抗战时期，另一位著名作家老舍因无党无派，被文艺界公推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实际负责文协工作，老舍在“七七事变”后抛家弃舍，只身从济南来到武汉，又辗转来到大后方的重庆，他说，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

在重庆，老舍与文化名人梁实秋同住在北碚，梁实秋后来回忆：我们时相过从，他又黑又瘦，甚为憔悴，平时总是佝偻着腰，迈着四方步，说话的声音低沉、徐缓，但是又风趣。

那时，文协常组织各类为抗日募捐劳军的慰问活动，为参加活动老舍省吃俭用，特买了两身灰布中山装，此后这两身衣服伴随了他多年，老舍这样描述：下过几次水后，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像个清道夫，有人管我的这种服装叫做斯文扫地的衣服。

当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及子女还留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1943年，胡絜青带三个子女来到重庆，老舍根据夫人对沦陷中北平的描述，在重庆完成了他抗战史诗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一、第二部。

抗战时，还有大批左翼文化人和文艺青年聚集到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和华北根据地，他们在荒僻的陕北高原刮起一股大众文化的风潮，其中诗人田间曾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他在“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中这样描写：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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