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在日本首播的NHK特别节目《女性的贫困：新型连锁的冲击》经道兰字幕组译制并于近日在B站上线后，引发了许多中国网友的关注。这部纪录片展现了几位年轻日本女性极为困窘的生活。她们蜗居在租金低廉的网吧里（日本媒体为此创造了新词“网络难民”），每天起早贪黑在便利店和饮食店等打工，勉力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她们大多初、高中毕业后即辍学养家；其中少数人依靠助学贷款拿到了大学文凭，却因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大学毕业后也很难找到收入丰厚的工作，反而背上沉重的贷款。她们整日为生计所困，无暇也无力与同龄人一样恋爱、结婚；即使仓促迈入婚姻，也多以离婚收场。她们不愿失败婚姻的产物——孩子——延续与自己同样的生活，却无法改变命运的轮回，往往被迫将孩子托付给NGO组织或政府机构抚养。短短48分钟的节目令人触目惊心，发达国家日本的繁华之下隐隐映出贫家女性苍白黯淡的面容。

日本“网吧难民”的不堪生活，网络资料。

事实上，在这部纪录片中出镜的年轻女性在日本绝非异类。截至该片拍摄时，年龄在17-34岁、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没有正式工作的女性多达289万人。她们大多来自父亲缺位的单亲家庭，单靠母亲的非正式工作难以支撑生计，因此早早便投身与母亲相似的打工生涯，也同样无法为自己的下一代创造良好条件，贫穷因此世代相传，如影随形。这种社会现象日益引人注目，被学界和媒体称为“贫穷代际传递的连锁效应”。

日本贫穷代际传递问题的现状

今年1月19日，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参院预算委员会上针对当前经济差距扩大、贫困人口正在急剧增加这一质询表示，“绝没有日本贫穷这一说。从国际标准来看，日本是相当富裕的国家。”的确，日本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进入高速增长期，80年代起趋于稳定发展，至1989年，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仅占总人口的4.15%，加之应对失业、疾病和失业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巩固完善，“贫穷”二字似乎从这个国家消失了。虽然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至今，日本经济始终难以再振往日雄风，但毕竟“家底”雄厚，贫困问题似乎尚未显山露水。安倍为此提供了几项数据：2009年日本总务省实施全国消费实况调查，得出“相对贫困率” （定义为收入低于国民收入中间值一半的人口比例）为10.1%，低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年统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日本在18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7位，也算得上“第一梯队”了。

然而，不论安倍如何舌灿莲花，日本贫困问题日益严峻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因牵涉物价变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等因素，贫困的界定指标和测量方法复杂多变，贫困线也随之上下起伏，不过，多项调查和指标同时显示日本的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相对贫困率节节高升。

OECD发布于去年5月的调查报告指出，日本的贫富差距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达到10.7倍，比1990年代的均值增加了8倍。同时，因年收入低于122万日元而沦为相对贫困人群的日本人比例从1985年的12%增至2012年的16.1%，平均每6人之中就有1人属于相对贫困者。如果将新生婴儿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也计算在内，日本全国的相对贫困人群达到近2,000万人。OECD报告总结道，1985年以降，日本的平均家庭收入不见任何起色（年均增幅仅为0.3%），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则以年均0.5%的幅度不断缩减；2006-2009年间爆发的金融危机拉大了贫富差距，虽然最富裕的10%群体的身家没有进一步膨胀，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减少了5%。

日本内阁府、总务省和厚生劳动省针对这一结果分析称，相对贫困人群的扩大是经济情况堪忧的单身人群、单亲家庭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过去十余年中出现显著增长所致。换句话说，日本的贫困人群主要集中在这三个群体（老年人群的贫穷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暂且搁置不谈）。

先从单身人群的情况来看，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从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一项针对“工作方式和生活状态变化”的追踪调查同样显示，如果把年收入低于150万日元的人群定义为低收入阶层，那么约3成的年轻未婚者可被划入该阶层；同时，2-3成男性和近半数女性都曾至少一次陷进低收入的困境。而且，男性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摆脱贫困状态，女性中这一比例更低至25%以下。即使在少数从贫困中挣扎而出的幸运儿中间，仍有4.8%的男性和7.2%的女性（出生于1976-1986年）重新跌回至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贫穷的顽固性和长期化。此外，研究者还指出，单身人群的贫困情况受到来自教育程度和是否与父母同住的显著影响：低收入人群多由本科以下学历和因求职不顺等因素而与父母同住的人组成。从学校毕业后找到正式的、年收入超过300万日元的工作，从此过上自立生活这一生涯发展路径（life course）看似寻常，但迈不过求职这道关卡的人不在少数，还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

再从单亲家庭（此处指只有母亲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的状况来看，日本厚生劳动省2009年发布的基于OECD标准实施的调查数据显示，单亲家庭的相对贫困率高达54.3%，远超OECD成员国30%的均值，在发达国家中垫底，贫困代际传递的连锁性自此进入公众视野。本文开头提及的纪录片所揭示的，正是这一类人群的面影。

目前，贫困代际传递已由多项学术研究证实的确存在，并引发了学界和教育界的密切关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特南在去年出版的《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中专门探讨了该问题，这本书中揭示的现象，在中国也为人耳熟能详：寒门难出贵子，农家子弟难上（重点）大学；他们即使拿到本科文凭，仍属求职困难群体。“富孩子”和“穷孩子”之间的鸿沟从未像今天这样难以逾越。

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

关西国际大学教授道中隆在去年出版的专著《贫困的代际传递》中研究了日本的贫困代际间传递问题。他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单身母亲的平均年龄为35.6岁，其中超过半数因无力承担学费而从高中辍学（54.7%），整体学历程度徘徊在低位。还有部分人尚罹患身体或（及）精神疾病。82.3%的单身母亲曾有过和配偶生离／死别的经历，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也往往缺乏来自父亲的支持和照拂。过去，父亲的丧失曾将她们的母亲直接逼入经济绝境；如今，与配偶的离异或死别也将令她们深陷同样的境遇。所以，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第一大因素是破碎的、父亲／丈夫缺位的家庭。

那么，婚姻能否改变低收入人群的命运呢？武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林雄亮的一项调查研究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发现，在与低收入女性结婚的男性中，拥有初高中学历的人超过三分之一（35.5%），而拥有短期大学以上学历的人仅占35.5%。相比之下，与非低收入女性结婚的男性中，则有近三分之二拥有短期大学以上学历（63.7%）。不难想见，教育程度将直接与求职和收入挂钩。林雄亮的研究的确显示，低收入人群和非低收入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分别为508万日元和691万日元，两者相差甚巨。换言之，低收入人群的婚后收入很可能延续婚前的较低水平。

那么，既然婚姻无法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低收入人群能够依靠工作“自救”吗？答案仍然难以令人满意。日本1999年颁布《男女共同参画基本法》，鼓励女性积极投身社会。种种措施推行了近20年，低学历者，尤其是带着幼儿的单身女性依然很难找到足以令其摆脱贫困状态的正式工作。于是她们唯一的选择是受雇于包括契约职员、派遣职员、打零工等类型的非正式职位。受持续不振的经济形势影响，日本公司在招募正式员工时加倍持重小心，往往更乐意雇用薪水低廉、周转灵活、无需支付社保费用的非正式工。据2012年的就业构造基本调查数据显示，在17-34岁的女性之中，从事非正式工作的人数比例从1987年的20%大幅上升至2012年的47%。其中，年收入不到100万日元的人占总数的44.4%，超过8成人的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即挣扎在贫困线以下。过去，日本女性在婚后辞去工作，相夫教子，即便出外打工，主旨也在于赚取零花或贴补家用，全家生计主要依靠丈夫的工资维系。如今，一份或几份非正式工作带来的收入自然也只够勉强维持温饱，而不可能确保优质生活。况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开始加入非正式员工的大潮（截至2012年，17-34岁的男性中有25%从事非正式工作），部分女性甚至可能被迫“出局”，连打工的机会都遭剥夺。

此外，综合分析2012年就业构造基本调查和2014年工资构造基本调查数据后可以看出，在15个较倾向于雇用女性、且无需本科文凭也能获取从业资格的职业中，只有看护师和营养师的月薪水平超过20万日元。虽然工作15年以上的女性营养师有望拿到接近30万日元的月薪，但拥有同样资历的男性营养师每月却能挣到36.3万日元。也就是说，即使学历较低的女性有幸寻到稳定的正式职位，她们的薪水仍然比从事同等工作的男性低2成左右。女性薪资水平总体低于男性是弥漫在各行业的普遍现象，更不要说生产和育儿的压力主要还压在了女性的肩头。因此，导致贫困代代相传的第二大重要因素是疲软的就业市场和针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

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第三大因素应当归咎为失灵的经济政策和薄弱的社保措施。

《贫困研究》杂志去年出版特辑，专门探讨了“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激励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能否缓解贫困状况这一课题。自2012年开始实施的“安倍经济学”上调了消费税率、打压了日元汇率、拉高了物价水平和股价，并改革了《护理保险制度》和加强女性再就业等方面的措施。去年10月，安倍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后又提出了“安倍经济学”的“新三支箭”：孕育强大经济、构筑理想的育儿支援、创建令国民安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总目标在于打造“一亿国民总活跃的社会”。那么，这些举措的成效如何呢？答案依然不容乐观。

仅从本文重点讨论的支援女性就业的相关政策实施现状来看，同志社大学社会学教授三山雅子指出，“安倍经济学”推行数年以来，的确制订了一些平衡就业和育儿／照顾老人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并不得力，无法确保用人单位为生育后的女性安排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更不可能像北欧等高福利国家一样为新生儿父亲提供较长的休假。因此，当大多数职业女性产后返回职场时，发现她们面对的仍然是每天10小时的工作时长和晚间6点的下班时间。在同样身处职场的丈夫爱莫能助，保育院等配套育儿设施又极不完善的状况面前，辞职重返家庭似乎是唯一的选择。许多女性待子女入学后试图再度“出山”，往往也只能从事一些非正式工作。如果离婚或丈夫遭遇不测，那么又一位单身母亲诞生了，她或将长久为贫困的锁链所绑缚。由此可见，日本女性的弱势是全方位的。很多时候，她们都无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社会福祉问题研究者、中央大学法学部教授宫本太郎在本文开头提到的纪录片中指出，家庭、就业和社会保障是支撑个人在社会立足的三根支柱。对于许多单身母亲而言，这三根支柱统统倒塌，她们的生活中仅仅留下一堆废墟。

如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代代相传的直接恶果之一就是催生了大批贫困儿童。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日本儿童的相对贫困率达到12.2%，他们大多无法受到良好教育，早早便辍学混迹社会；不难想见，他们成人后也多将面对惨淡的人生。因此，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有效措施是完善现行教育制度，使更多贫困儿童不用因无力承担学费而辍学。

大阪大学副教授中泽涉认为，日本政府对每个教育阶段的支援都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日本政府应充实教育经费，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援助制度”提供更坚强的后盾，避免贫困儿童失学。其次，日本自2010年度开始实施公立高中学费减免制度，因“经济原因”而辍学的学生比例降到2%以下，颇见成效。但考虑到公立高中与私立高中在教育质量上的差异，以及补习学校、课外兴趣活动等学费以外的大笔开销，“富孩子”和“穷孩子”之间的差距并未因学费减免而彻底抹平。最后，日本大学的学费高昂（尤其是私立大学），奖学金制度却相当薄弱，导致许多学生无法选择继续深造，或是刚毕业就得背负数百万日元助学贷款的重担。经济持续不振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大量政府预算从教育领域流向社会福祉和医疗领域，然而牺牲教育却无论如何得不偿失，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NHK的纪录片结尾处，已在网吧居住两年的19岁女生将开始在高等职业学校的夜校课程。为参加开学典礼，她买了有生以来第一套西装，灰扑扑的脸上终于绽放出笑容。她将努力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祝愿她和许许多多为贫穷所困的年轻女性早日脱出“代际连锁”，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文/尹月）

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