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近几年经常成为世界经济的焦点，一些国家时常指手画脚，抛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论调，甚至谋划“新广场协议”。

“新广场协议”只是一种幻想，中国从容持重地保持着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不过，既有“新广场协议”之说，也就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31年前的那份“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法、德五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于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协议，史称“广场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及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贬值。

“广场协议”的结果是日元大幅升值。不久之后经济泡沫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停滞，即“失去的十年”（亦有说“二十年”）。

如何评价“广场协议”，在日本国内和世界范围都莫衷一是，有人视其为美国搞垮日本的惊天阴谋，有人认为其作用仅是引爆日本自身经济隐患的导火索，还有人将日本的衰落归咎于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的“昏招”频出……

现在，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债权国……“广场协议”后的日本，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前车之鉴。

签署“广场协议”的G5五国财长。中间为贝克，右一为竹下登。

“摩根报告书”

在“广场协议”签订多年以后，日本媒体开始反思这份协议的时候，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85年9月21日下午，时任日本大藏省大臣（藏相）的竹下登和友人相约，到东京成田机场旁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打球。他带着高尔夫球杆和球鞋，行李却已经藏在轿车的后备厢里。

竹下登很悠闲地出现在球场，到球场打了9个洞，中途就匆匆赶往机场。他害怕被其他日本乘客认出，没有坐日本的航班，而是订了泛美航班的机票，直接飞往美国纽约。同行的日本中央银行总裁甚至戴了一副大口罩。

竹下登此行就是要去签署“广场协议”。如此隐秘行事，是为了避免“广场协议”提前曝光。这份协议中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的信息，对世界经济都不啻为一颗重磅炸弹。

竹下登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日本内阁大臣的身份。日本有规定，凡是内阁部长出国，在国会开会期间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要是拿到国会申请，市场马上就会知道一切。据说，是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一起定了这条“金蝉脱壳”之计。竹下登不在日本时，由中曾根康弘代理大藏大臣。

值得玩味的是，作为日本最直接的“广场协议”责任人，无论是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还是藏相竹下登，后来都极少公开回忆、评论此事。在各自的回忆录里，他俩都完全回避了“广场协议”，没有任何内容提供。

倒是后来先后任过日本政府藏相、首相的宫泽喜一，在这两个岗位上都赶上了日本经济的泥沼困境，收拾烂摊子焦头烂额，对“广场协议”抱怨不迭。

在《宫泽喜一回忆录》中，他以访谈的形式评价了“广场协议”：“1960年的‘安保骚动’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二战后日本发展的两个巨大转折点。1960年1月签署的《新美日安保协议》，进一步确立了美国对日本的军事保护，延续了战败以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与军事中的地位，此举虽然激起国内抗议，但也令日本此后可以安心发展经济；‘广场协议’所涉内容，看似完全不如《新美日安保协议》那般宏大，仅是对G5（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各国汇率调整做了指导。但是这一涉及汇率调整的安排，对日本国运的影响，却不下于针对军事和政治的安排。”

出口一直是日本经济的命脉所在。稍有常识就应该明白，本国货币升值对出口极为不利。但是考察“广场协议”的签订过程，就有些让人费解。日本虽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与美国争执不已，但总体上非常配合，竹下登的态度甚至积极主动到出乎美国人的意外。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主动提议召开广场会议的其实并非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而是当时的竹下登，贝克只是选择了具体的会议地点。

且不说日本为何积极配合，日元升值的要求和压力确实是来自美国。

1983年10月，美国财政部首次向日本提出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大改革要求。一个月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日，在三大改革要求之中明确了“修正低位日元”的方针。追溯这些政府层面对日本的要求，其基础却来自一家美国企业。

1983年9月，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发布了题为《美元日元的矛盾——现存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报告。该公司时任董事长是李·摩根，因而这份报告常被称为“摩根报告书”。

卡特彼勒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熟悉，它是世界最大的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制造商之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卡特彼勒和众多的美国企业一样，面对日本同行的攻城略地备受冲击。1980年，在国际市场上，卡特彼勒的工程机械销售额还高达33亿美元，可是仅仅三年后，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17亿美元。被蚕食的市场，几乎都落到了日本的小松制作所和日立株式会社的手里。

李·摩根是典型的美国人，他认为卡特彼勒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是最好的，竞争不过日本产品的原因是价格，而日本产品价格便宜的根源是日元被严重低估。

当时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是1∶240左右，李·摩根认为合理的汇率至少应该是1∶200。如果是这个汇率水平，卡特彼勒绝不会输给日本企业。

举例来说，同样是卖1万美元的产品，卡特彼勒拿到的就是1万美元，小松制作所按照“合理”的汇率，应该拿到的也是1万美元，也就是200万日元。但按照当时的汇率，小松却能拿到240万日元。换算到价格上，卡特彼勒标价1万美元的产品，小松的产品只需8000多美元就能出售。

李·摩根请斯坦福大学教授和著名律师执笔完成了报告。他对日本企业的切身之痛在日元的低估值，而这份报告却洋洋洒洒给日本政府提出了十一项要求，不但涉及金融管理体制、汇率，甚至还有“日本政府把更多的结余资金用于住宅市场”这样并不直接相关的要求。

一家美国企业，当然不能对日本政府发号施令，不过，美国政治中有一个游戏规则——游说。李·摩根拿着他的报告，在美国国会游说议员，通过他们转为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美国的产业界与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在背后敦促着里根政府，借助外交力量，迫使日本改革金融外汇体制。这确实是找准了日本的软肋——在资本、金融领域，日本与美国还不是一个量级。日本打开金融体制，一方面可以实现金融巨头们海外扩张，另一方面，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必然会带来日元的升值，从而缓解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压力。

只是，有个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日元汇率过低，是不是美元过高了呢？

“强大的美元”

在美元、日元的汇率中，低位日元和高位美元，看上去像硬币的正反面，互为因果，此消彼长。其实单独分析这两种货币的估值，高位美元和低位日元同时存在。日元过低不只是兑美元，兑其它主要货币也一样；美元过高亦同理。

只不过，这时候的美国眼睛只盯着过低的日元，丝毫不提美元本身的问题。原因很简单，美元的高估值，是美国人自己捧起来的。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越南战争和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的政策，美国的债务压力不断增加，通货膨胀愈演愈烈。1979年，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不断提高美国利率，最高的时候，美国的利率超过了20%，成为“自耶稣诞生以来最高的利率”。

紧缩的货币政策很快就控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元也随之走强。一开始，美国乐见其成。里根总统喜欢提的口号是：“强大的美国、强势的美元”。保罗·沃尔克被封为“反通胀斗士”。

但是，美元过于高扬，使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制造业出口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经过二十多年飞速发展的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来源。

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规模达到462亿美元，已经接近美国贸易逆差总规模的40%。日本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治理”贸易逆差的最主要对象。

在日元和美元的汇率关系中，美国只盯着过低的日元，不看自己光看别人；日本倒是“愿打愿挨”，光盯着自己，不说美元过高，对日元过低早就心知肚明。

日本作家泷田洋一所著《日美货币谈判》一书中，附录了一篇曾任日本大藏省办公厅调查计划科科长大须敏生的回忆文章，其中谈到，1983年10月，他刚当上科长不久，就受命研究“对外失衡问题”（贸易顺差过大），他的表述是：“当时的日元美元汇率并没有真实地反映日本经济克服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打击，已经恢复了竞争力，只是出于习惯原因对日元的估值过低了，所以这是结构性贸易盈余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时日本巨量的结构性贸易盈余，其实并不全是好事。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经济太过于依赖出口，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美国在美日货币谈判时，最常摆出的大道理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我们反对这样，但是无能为力”，“（美）财政部已经陷入了完全孤立”。这种暗示限制对日贸易的做法，几乎是说服日本的不二法门。

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积极接受“广场协议”的第一层原因：美国终究是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日元升值算是让利，保住市场是第一位的。

第二层原因则是，无论日本政府是否出台干预政策，日元都会升值，这是由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区别只在于升值快慢。当然，像“广场协议”之后那样的日元快速升值也确实超出了日本的预期和计划。

实际上，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之后，日本经常要做的就是阻止日元升值，但往往是投入巨额外汇储备却以失败告终。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实行固定汇率制度）。1971年，美国忽然关闭了美元兑换黄金的窗口，迫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

在此之前，日元兑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在360∶1。这个汇率是1949年美国占领当局确定的。多有玩笑称，美国人听说日本的货币是“日圆”，既然是“圆”，那就360吧。

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破产，日元当即暴涨16.9%。日本曾经赌博一样按照360∶1的汇率大量高价买入美元，试图稳定日元，却没有任何效果。

1977年，日本花了不下60亿美元干预汇市，结果年初的时候日元兑美元汇率是291∶1，到年底就升到了241∶1，整整升值了20%。1978年3月，日元又突然升值，日本耗费了55亿美元入市阻击，但在一个月时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就从240∶1升至231∶1。

既然日元升值的结果是注定的，日本索性积极配合，至少能在这样的国际事务中成为主要角色。这也是日本配合日元升值的第三层原因：对大国地位的渴盼。

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进入了发达国家之列，但在国际经济俱乐部里，日本始终是个尴尬的局外人。参加国际会议的日本代表团被称为“三S代表团”：Smiling（微笑），Silent（沉默），Sometimes Sleeping（有时候睡觉）。

在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期，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谋求大国地位的心态也愈加强烈。美国向日本提出的金融市场准入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三大改革要求，其作用是打开日本封闭的金融体制，加强日元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日本的这种心态。

中曾根康弘对此就非常积极。大须敏生在文中回忆，大藏省曾接到首相府指示，要求制作一份金融自由化的“工程管理表”。这个名词当时让很多人不明所以，后来了解到，“工程管理表”是旧日本海军发明使用的词，中曾根康弘曾当过海军，这是典型的“中曾根用语”，显然出自他的亲口布置。

1984年2月到5月期间，美国财政部和日本大藏省召开了六次工作谈判，并发表了具有谈判成果性质的报告书，宣称：“最终的结果是日元和美元以及德国马克一样，成为世界货币。日本的外贸规模排在世界第二……日元也应该成为世界第二的货币”。但是，报告的点睛之笔却是：“长远地看日元的国际化，我们希望日元最后能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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