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福岛核事故５年，那些“被消失”的真相

福岛县饭馆村的村役所（村政府）前，竖着一个气派的辐射测量仪，一尘不染的仪表盘上跳动着红色数字：０．３８微希沃特／小时。这里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４０公里。

物理学专业出身的志愿者田尾阳一看着仪表盘，嘴角一撇，说道：“这个数值太低了。”他指了指不远处一个不起眼的测量仪：“那是我们自己设置的测量仪，地面辐射量的数值是（这个数值的）８到１０倍。”

田尾的感受，与日本政府“核事故影响有限”“善后处理进展顺利”的宣传反差强烈。而像田尾这样质疑与愤懑的人还有很多，尤其在福岛，有的深受其害，有的求助无门。

今年是福岛核事故５周年，也正值切尔诺贝利核事故３０周年。关于后者，国际上各类调查与纪念不断，然而同为７级事故，福岛核事故的调查似乎总罩着一层纱幕。

福岛核事故处理需要多少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几何？去污染做到了什么程度？废物最终如何处理？面对这些问题，国际上许多专家都有类似的无奈答案：“这个嘛，没资料啊，不好说。”一手资料和独立机构调查的确十分缺乏。

福岛核事故处理给人的印象，岂止是“反差强烈”这么简单。没有真相的“真相”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另一种讳疾忌医

为什么差这么多？对于两个测量数据的反差，田尾道出原由：“这边是政府设置的，事先让自卫队将地面的核污染清除得干干净净，所以看起来辐射量不高。政府就是这么干的。”

真相“被消失”，留下的不会是淡忘，而是愤怒。

２０１５年，《朝日新闻》和福岛媒体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福岛人对政府处理核事故做法不满。尤其突出的，便是以儿童甲状腺癌为代表的健康问题。日本政府对此讳莫如深，而日本国内外的关注和质疑越发强烈。

今年２月１５日，福岛县政府和福岛大学在福岛县县民健康调查研讨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发布会上公布了最新分析结果。但当地政府拒不承认核泄漏事故与癌症病发之间存在联系。

“发布会没有让我们这些福岛母亲向医生提出哪怕一个问题，获准提问的都是那些亲政府的日本主流媒体。日本政府和媒体是在忽视和羞辱我们！”发布会结束后，一名愤怒的福岛母亲向在场外国媒体控诉。

日本摄影家飞田晋秀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曾３０多次深入核灾区，拍摄了大量照片，现在是“３·１１甲状腺癌家族会”发起人之一。他在４月份的一次集会上介绍说，他认识一名核事故后患甲状腺癌的福岛女中学生，已经历两次切除手术，但在政府的福岛县民健康检查中，却被告知与核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他觉得非常奇怪。

飞田指出，在福岛，甲状腺癌患者的家庭承受着痛苦与孤独，他们无法将孩子的病情向亲友诉说，也不想跟孩子说核辐射的事。因为担心遭受各种外来压力，家长们不愿也不敢公开自己姓名。

２０１５年年底，日本冈山大学教授津田敏秀等人在国际医学杂志《流行病学》上发表论文指出，受福岛核事故泄漏大量放射性物质影响，福岛县内儿童甲状腺癌罹患率是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２０倍到５０倍，已远超统计学的误差范围，预计今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多患者。

然而这篇论文发表后，至今没有引起日本政府和福岛县的重视，反而招致反驳和批评。

国际环境流行病学会今年１月也曾致函日本政府，对福岛儿童甲状腺癌高发表示“忧虑”，并表示可以作为专家组织支持福岛的相关调查活动。但日本环境省答复称，该学会的致函可以作为参考，但函中要求的持续追踪调查等措施福岛县已经在做。

由此，国际调查活动的请求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无疾而终。

缄默中的伤害

法国《世界报》在福岛核事故５周年之际发表一篇评论，用“国家的遗忘意愿”这样的结论，给日本政府应对核事故的“心思”做了总结。

日本政府２０１３年８月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每天有至少３００吨遭受核污染的地下水流入海洋，且这种情况可能在核事故发生后一直存在。但在同年９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申奥陈述时当着世人夸口，核污水“得到控制”“完全没有问题”。

东京申奥成功后，福岛仍然不止一次发生过核污水外排或泄漏情况。福岛县一个地方议会甚至就此发出抗议信，批评安倍的说法“违背事实，有重大问题”。

对事实“半遮半掩”的做法在事故之初就已出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告诉新华社记者，事故初期，国际原子能机构缺乏相关信息。为此，天野本人亲往日本，向当时的日本领导人了解情况，日方才提供了更多相关信息。

更让人惊出一身冷汗的是，内部人士证实东京电力公司迟报堆芯熔毁。东电公司一名负责人直到核事故５年后才首次承认，福岛核事故发生前，该公司就掌握核电站堆芯熔毁的判断标准。而直到今年２月，东电公司还一直声称不知道内部有这一标准。

媒体方面，日本民间团体“切尔诺贝利受害调查与救援女性网络”事务局长吉田由布子，比较了日媒对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事故的不同报道姿态。她指出，过去３０年来，日本主流媒体持续关注和调查报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切尔诺贝利再度获日媒关注，但几乎看不到日本主流媒体在以往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调查采访经验基础上，对福岛核事故的健康危害进行深入调查和报道。

在相关的研究领域，也存在类似气氛。俄罗斯防辐射科学委员会成员、日本广岛大学前教授瓦列里·斯捷潘年科也对记者说，他曾多次诘问日本同行，为何不对福岛核灾民进行人口剂量回顾性分析，但那些日本专家学者要么选择沉默，要么语焉不详。直到现在，核事故发生后福岛儿童服用的碘药剂量仍不得而知，而这些细节对后续追踪和治疗来说至关重要。

日本的学界并非都在沉默。２０１４年５月，福岛大学环境放射能研究所教授青山道夫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国际会议上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后泄漏的放射性铯１３７的总量约为此前东京电力公司公布数值的１．５倍。青山表示，东电过低评估了经由大气落入海洋的放射性铯１３７的量。

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２０１１年４月曾对半衰期约为３０年的放射性铯的扩散情形进行计算机模拟演算，结果发现，放射性铯顺着海流５年后将到达北美，１０年后回到亚洲东部，３０年后几乎扩散到整个太平洋，长期影响值得关注。

青山说，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监测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浓度，对在鱼类体内富集的危险发出警告。

真相亟待正视

“（日方）与公众的沟通做得太差了。”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肯·比塞勒直言，这方面工作亟待改善，让公众对核污染水平及其健康影响有更多了解。“这类工作应该不只限于政府和东电公司，还要包括环境放射化学等领域的独立科研人员。”

比塞勒自２０１１年起研究福岛核事故对海洋的影响，并在该机构内创立了海洋环境辐射中心。他对新华社记者说，福岛核事故对海洋的影响是空前的，因为泄漏的放射性物质８０％都进入了海洋。

反观日方对这些影响的态度，“核事故影响有限”成了主基调，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一种“寂静”和“平淡”。但多国专家指出，日方刻意淡化了核事故对环境、健康、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的长远影响。

低估核事故的长期影响，可能使日本对相关食品监管不严。德国汉诺威大学放射生态学和辐射防护研究所教授格奥尔格·施泰因豪泽告诉新华社记者，有分析显示，事故后，日本对于部分受污染地域的肉类的监控不够及时，一些放射物超标的受污染牛肉因此可能流入了市场。

时至今日，日本的食品问题仍困扰着自身，乃至周边国家和地区。４月２９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称，发现两个品牌共４个日本进口干冬菇样本含微量辐射。５月１１日，位于日本东京北部约１００公里的枥木县一所小学的校餐被检出放射性铯超标，其中竹笋的放射性铯超标一倍以上。

更有专家警示，日本当局有可能对事故处置和善后盲目乐观，以致对消除事故影响面着力不够。日本儿科医生、切尔诺贝利儿童基金顾问黑部信一曾走访切尔诺贝利事故受害者疗养设施。他指出，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比，福岛核事故后建成的相关疗养机构过少，如果按日本政府目前的处理方式，３０年后，福岛核事故造成的健康危害可能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危害更大。

中国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副总工程师陈晓秋认为，福岛核事故今后需要关注的后续工作包括：核事故后的环境恢复与补救行动、生物生存环境影响、对人类的辐射影响、消除污染程度和废物处理等。

相关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府有意“淡化”核事故影响，从国际上讲是其缺乏道义与责任感的表现；从其国内来讲，意在逃避各种政治压力，避免影响日本形象，尤其是担心外界质疑２０２０年东京奥运会是否安全可靠。

美国专家比塞勒强调，未来应有国际调查委员会或国际科学家对福岛核事故的影响展开长期研究，尤其需要独立的第三方调查。

斯捷潘年科也认为，就如日本政府在福岛核事故信息披露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那样，国际社会似有必要研究制定一项监督跨国界重大事故信息披露的标准。

民间环保组织“ＦｏＥ Ｊａｐａｎ”理事满田夏花则对日本政府加速福岛核灾民返乡的新政策非常不安。根据这项政策，最晚到明年３月，政府将解除福岛核电站周边的“居住限制区”等核污染区域的居住禁令，涉及５．５万民众。而为促使居民返乡，当局将在２０１８年３月前停发对这些民众的避难补贴。

核事故原因尚未判明，事故追责稀里糊涂，辐射风险居高不下，这就让灾民返回已被污染的故乡？满田夏花愤怒地指出，政府打着灾后复兴的旗号，实际干的却是抛弃核灾民，试图封杀健康风险真相。

“这样的复兴，是不把人当人的复兴。”（参与记者：冯武勇、杨骏、刘石磊、华义、郭爽、孙萍、刘秀玲、蓝建中、张雪飞、张继业、郭洋、钟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