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七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最近一次G7峰会已于5月27日在日本闭幕。德国之声报道称，与往年相比，与会各国首脑或政府负责人底气明显更为不足：他们或者政绩不彰，在国内受到压力；或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在即，已成强弩之末。其中，尤以东道主安倍晋三处境相当艰难。

尽管采取了包括负利率在内的极度宽松政策，日本经济依旧萎靡不振。安倍曾寄希望于制定和实施全球景气计划，但其它G7伙伴不愿同行，特别是德国对强调扩张式预算和金融政策的“安倍经济学”持狐疑态度。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经济学高级讲师Gareth Downing日前撰文表示，巨额债务堆积的资产泡沫破裂后，日本苦于经济增速低迷和通缩压力已经长达26年。但这对全球经济体似乎并没产生什么借鉴作用，欧债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在这一点上都和日本很像。而现在，日本长期扩张的财政政策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没产生什么效果，却创造了一个只有资本产生利润，而劳动难以产生利润的社会。决策者喜欢用“结构性改革”来做政治修辞，带来的却是具有“欺骗性”的就业数据和深化的贫富差距。

他认为，此次G7会议在日本举行显得意义深刻。日本希望像美国一样通过刺激回到经济复苏的轨道上来，但美国亦未曾摆脱经济滞胀困局。看起来，日本政府眼前只剩“直升机撒钱”一条路。虽然这携带恶性通胀的风险，但小剂量的撒钱或许还能产生“疗效”。对于目前的全球经济痼疾，除了采用累进税率（富裕者承担更大的税收比例）、打击避税港来增加政府税收，G7能做的应该比现在更多。

全文重点如下：

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大规模债务堆积的资产泡沫破裂的同时，债务积压和人口老龄化导致整体需求下滑。由此，日本政府开始了长期的财政赤字和极端激进的货币政策。可惜的是，虽然刺激政策阻止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的深渊，但政策效益正在递减，而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已经高达200%。

此刻，“我们”都是日本

欧美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和日本很像，都由债务刺激堆积了大量的资产泡沫，私营部门一度不堪重负。欧元区政策机制失调令其成员国更是尴尬，甚至在危机出现时拖累了及时的经济调整，导致最终陷入萧条，比如希腊。而日本经验告诉市场，大量财政支出和激进的货币政策组合，带来的效果非常有限，这就更突显了当下仅仅环境的特殊性。

量化宽松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却对实体经济没什么作用。

最近“直升机撒钱”的策略引起了市场关注。和其它量化宽松一样，“直升机撒钱”也需要央行增加货币发行，但不同的是，这笔钱不是用来购买资产，而是用来支付政府开销（或者也可通过减税来增加消费者购买力），这可以保证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但从历时经验上看，有引起恶性通胀的可能性，不过在通缩环境下，小剂量地撒钱可能产生积极作用。

没有人值得羡慕

展望未来，政策走向不会有什么变化，日本想要通过刺激政策像美国一样重新走上经济复苏的轨道。

但应该注意的是，维持一个较低的失业率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甚至数据带有欺骗性。从细节数据看，劳动参与率不足，很多工人工时不足，个体经营维持在高位。最大问题是，对大部分就业者来说，薪资增幅几乎停滞。

决策者们很喜欢用“结构性改革”来修饰政策说辞。这令就业市场数据显得更为弹性和可接受，但事实上是减少了社会对用工的保障。另一方面，“结构性改革”令其说辞便显得富有“责任感”——他们似乎艰难地做出了抉择，要为“生病的”经济社会机制施以“痛苦的良药”。

但在政策实施多年之后，不仅不足以抵挡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帮助经济复苏。而不断加深的只有贫富差距。

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继续由债务支撑低迷的经济增速，或者选择经济滞胀。

我们创造了一个只有资本产生利润，而劳动难以产生利润的社会。

很多美国工人的薪资已经长期“滞胀”，这一情况正蔓延到更多国家。对于家庭来说，他们被迫从不可持续地举债中保持消费。

G7需要更多合作

对于目前的经济痼疾，除了采用累进税率（富裕者承担更大的税收比例）、打击避税港来增加政府税收，G7能做的应该比现在更多。增加劳工收入则尤为重要，这需要G7联盟在政府和企业层面都增强贸易合作。

不需要全球合作，单单是G7之间的合作就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极大作用。在这之前，将这些“相似思维国家”绑在一起的观念必须有所改变。如果不做改变，那么特朗普和欧洲极右翼党派的崛起，就已经发出了警告信号。

G7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从1992年的68%下降至2015年的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