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日本发生这样极端砍人事件，难说在多大程度上与“嫌老”氛围有关。

上周发生的福利院砍人事件，刷新了日本战后杀人事件“血腥榜”。

7月26日凌晨，一名叫做植松圣的26岁年轻男子闯入位于神奈川县的一残障人士疗养院内持刀杀人，共造成19人死亡，26人身负重伤。死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9岁，最大70岁，以中老年人为主。鉴于其恶劣程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均在第一时间表达了慰问。

事件发生地的这所疗养院，成立于东京奥运会召开的1964年，背靠青山、环境优美。从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嫌疑人也像是日本普通青年：曾短暂担任小学临时教师，深受孩子们喜爱。邻居口中，他是个认真、热情、开朗的青年。

然而画风一转，在进入津久井山百合园残障人士疗养院后，他的行为举动异常。几个月前，他还寄信给众议院议长大岛理森，表示老年人、残障人士制约日本的发展，说要杀死他们。尽管此举引起了警视厅的注意，但也只不过是在疗养院周围增加了监控摄像头。

日本媒体普遍在评论中从道义上谴责对残障人士的偏见，没有更深入分析。他们不敢提及的是，26岁的植松圣，一直靠打零工谋生，始终没有稳定收入，就连抛出极端言论后，也没有获得太多注意力。这种被普遍忽视的“弱势”，是如今日本青年的普遍现象。这次事件之外，日本年轻人还有着各种无处宣泄的压抑。

一直以来，日本年轻人的生活只不过是“看起来很美”。根据日本内阁府的《国民生活白皮书》的定义，所谓年轻人指的是15岁以上34岁未满的群体。根据日本总务省今年5月20日发布的《高龄社会白皮书2016年版》显示，2015年日本的总人口数量约为1.27亿，其中65岁以上老龄人口约为3392万人，预计今后还将保持增长，15-59岁人口总量约为6857万人，即每两个劳动人口要赡养1个老人。

对于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而言，每两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老人看起来并不那么困难，但由于经济大环境连年不景气，年轻人的生活正越发拮据。日本国税厅的统计资料显示：2010-2013年，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不断提高，从22.9%上升到24%。同时，厚生劳动省的统计资料显示，15-24岁和25-34岁人群的非正式员工比例从1993年的11.5%和12%上升到2013年的32.3%和27.4%。

尽管自2014年“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经济大环境有所改善、企业招聘需求增加，但获益最多的不是普通民众，而是大型企业。扩大招聘规模的也不是各个会社，而是诸如便利店、饮食店、超市这样的低端打工店。由此在这两年里，“儿童贫困化”“年轻人贫困化”一直是媒体讨论的社会问题之一。很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常常不得不一边打零工一边找工作。回头看犯罪嫌疑人植松圣的个人履历，正是大部分日本年轻人履历的缩影。

在年轻人生活拮据的同时，日本老年人相对轻松许多。老年人没有婚姻、买房、生小孩等方面的压力，拿着丰厚的退休金，可以享受悠闲的生活。诸如国家公务员、大学教授等职业的退休金有的高达20万日元以上，要知道刚毕业的日本大学生，月薪也不过20万而已。当然并非每个老人都能拿到这么高的退休金，有人每月退休金还不足5万日元。但这并不妨碍日本年轻人在Twitter上经久不衰地吐槽“退休金太高”话题。

除了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外，在政治层面上，日本年轻人同样没能获得足够的重视。日本政治采取代议制民主制度，即通过选举形式选出立法机关的成员。由于日本社会，老龄人口的比例较大，不论是参选议员还是执政党，都更迎合老年选民，导致公共政策甚至会以损害年轻群体利益为代价，服务老年人。

经济上的拮据和在政治上忽视，让日本社会近年来“嫌老”氛围日益浓厚。2003年4月，日本作家、原内阁特别顾问堺屋太一曾出版了一本叫做《高龄化的大好机遇》一书。在这本书中，堺屋率先提出了“嫌老社会”的概念。或许是太过超前，这个词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2015年，日本知名作家五木宽之又出版了《超越嫌老社会》一书，可见十多年过去了，但“嫌老”从未退出公众视野。

所谓“嫌老社会”不难理解，即讨厌、嫌弃老人的社会。五木认为，当前的日本社会中，年轻人与老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摩擦、纠纷，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歧视，令整个社会氛围异常。

这次日本发生这样极端砍人事件，难说在多大程度上与“嫌老”氛围有关。但青年与老人的客观情况放在那里。一方面，经济不景气使得年轻人很难找到稳定的正式工作，看不到未来。另一方面，退休老人、残障人士或拿着高额的退休金享受生活，或借助于由年轻人税金支撑的医疗福利来维持生命走到尽头。

这组对比中，属于“团块世代”的老人们认为他们一手创造了日本的今天，退休后享受生活无可厚非，年轻人们则觉得生活不如意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老人们占用了大多数社会资源。这次砍人的变态杀手不就是这个说法吗？

诚然，诸多原因造成悲剧的发生。嫌犯也只是当前日本社会氛围下的少数“畸变”。日本警方的重视程度不足，也包括疗养院的安保措施存有漏洞都是此次悲剧的肇因。然而，媒体和舆论的关注终将会淡化，如何通过这起事件消除社会中的偏见、如何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才是今后需要一直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