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从 2013 年到 2015 年在 《policy review》上发表《建立日本-美国-越南三 边合作框架》的研究报告。第一期文章认为:中 国在军事上发展迅速对钓鱼岛问题越来越有自信, 而中国不但不愿意和日本建立海洋问题管控机制, 还使用经济手段对日本施压,使得日本不得不考 虑加强美日联盟并且使用对抗手段。在南海问题 上,中国不遵循国际法还通过自己日益强大的海 军力量对岛屿进行争夺。文章建议日本加强和越 南的关系,支持越南在南海的存在并构建日本- 美国-越南三边合作框架10。当然鉴于美越之间的 历史和外交关系可能存在合作困难,所以这个框 架需要把印度、澳大利亚等和日本有紧密安全合 作关系的国家拉进来。

从第三期开始,文章在分析日本的对外行为 时开始具有对抗性色彩。2012 年以来中日在海洋 问题上升温导致关系恶化,文章将这一时期中国 的外交称为“强制外交”。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 在外交上和日本切断高层联系。而作为回应,文 章认为日本应该修改美日合作指针,扩大自卫队 的活动范围,支持南海和中国有岛屿争议的国家 海军建设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迫使中国放弃主 权声讨最终放弃对钓鱼岛的领土要求。但是这种 战略也存在不足之处,即这需要日本国内多个部 门协作,日本专家要应对语言和环境的挑战,南 亚国家自身能力不足,以及日本曾经的军国主义 历史或许会引起南亚国家的怀疑。

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遏制色彩,但是并非所有研究外交政策的民间智库都持有这种观点。而 且从时间过程上来看日本研究外交政策的民间智 库先是建议日本对中国采取遏制或者对抗政策, 之后转变为威慑和接触,以此塑造中国的战略选 择的政策建议。具体来说多数日本研究外交政策 的民间智库提供的建议,其基本逻辑是中国日益 增强的存在让日本为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心,为了 平衡中国的影响日本需要实行接触和威慑战略, 即放宽对军事管制、加强和美国同盟以及同周边 国家的合作。以日本国际关系论坛 2012 年以来的 政策建议为例,它建议日本提高防卫能力,有效 使用日美同盟,在多个领域加强和中国的“接触” 关系,让中国在地区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加 强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并且加深双方的政治理解。 可以看出,这种建议转变反映了日本在现实层面 难以在复杂的亚太地区组建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 转而期望塑造中国战略选择的过程。

(二)“高政治和低政治相结合”以智库或个人为单位影响外交决策

以智库为单位通过“高政治和低政治相结合” 的模式提交政策建议影响日本外交决策,是研究 外交政策的民间智库常见的方式。通常以营利为 目的的民间智库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企业、

团体、个人等。它们的出版物并不是以影响日本 外交决策为指向的。财政来源方式会直接影响行 为逻辑和目的。另外并非所有项目都是以提交建 议为目的,有的是为了向民众普及知识如东京财 团的当代美国研究项目,有的是为了促进国际交 流如东京财团的日中青年学者联合研究项目,还 有一些是加强智库合作交流或作为 1.5 轨或 2.0 轨 外交活动。在这些以智库为单位的活动中也都掺 杂着很多个人对日本外交的影响因素。所以在个 人层面,智库的研究员可以在各种恳谈会、顾问 委员会、研究委员会等政府组织中为外交决策提 供知识建议。接下来以 2013 年东京财团提交的研 究报告《和平时期的海洋安全和自卫权-国家安 全战略和国家防卫计划大纲政策建议》为例,分 析财团如何将政策建议传变为外交政策影响力。

从 2007 年开始,东京财团设立国家安全政策项目,为急剧变化的日本安全环境提供专业的政 策建议。该项目已经为日本安全政策提供了很多 政策建议和报告,并且被东京财团认为有一部分 被政府采纳。就国内政治来说,2012 年自民党在 众议院获得胜利后打算修改 2010 年民主党撰写的 国家防卫计划大纲。在国际政治上,日本的外部 安全环境也自 2010 年以来急剧变化。随着中国的 不断崛起,中国外交更加自信。日本政府在 2012 年非法收购钓鱼岛制造闹加剧中日之间的紧张。 日本遭受网络攻击进而指责中国是幕后黑手,同 时它加强和美国的网络合作。朝鲜不断发展核武 器和远程导弹技术也让日本的国家安全面临更多 挑战。在 2013 年安倍政权打造国家安全战略从 长远的角度指导国家安全战略。东京财团瞄准了 日本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卫大纲计划上 的需求,决定提出《和平时期的海洋安全和自卫 权-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卫计划大纲政策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这一研究报告。和之前 的政策建议不同的是,这份建议中的想法并不是 希望能够被写入这两份文件中而是从长远的角度 对日本的安全政策施加影响。

这份政策建议的核心内容是建议日本对中国 实行接触战略。首先日本要意识到防止和中国的 摩擦冲突升级。日本已经因为领土争端、历史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方面和中国关系恶化。该报

告建议日本在海洋问题上形成一套更加有系统性 的体系,来处理从东海到印度洋发生的涉及日本 的重大事件。日本还应该重视如何定位自卫队, 来维护国际安全应对如恐怖主义等问题。最后一 点也是《建议》强调的是一定不能将中日关系变 成“冷战”关系。从《建议》的内容上来看,它 主张日本对中国实行接触政策而不是遏制政策。 因为中日虽然存在很多外交问题,但是合作空间 广泛。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需要 和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因为安全问题 影响经济合作。

在确定研究问题后,东京财团开始组建研究 团队。这个项目的领导人是上席研究员渡部恒雄, 共同领导者是国家安全保障局顾问香田洋二和上 席研究员神宝谦。理事长秋山昌广、项目召集人 浅野贵昭、西田一平太、小原凡司。在进行团队 建设的过程中,他们邀请了曾经在自卫队服役毕 业于防卫大学的山口昇。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他没 有加入。在这个项目中香田洋二为项目提供了很 多观点。可以看出,在研究项目的人员选择上东 京财团会选择有经验有人脉的研究员加入。

研究员根据项目收集信息,以财团的名义或 者个人名义邀请公民党、自民党、民主党、防卫 省的政治家、官员来到东京财团进行咨询提出建 议,同时也告知他们东京财团打算做的事情。理 事长秋山昌广曾经在防卫省工作具有广泛的人脉, 和时任防卫省大臣的小野寺五典熟识,渡部恒雄 也和他相识。这为财团收集信息和将政策建议最 终被接受提供不少方便。与此同时,东京财团举 办新闻发布会和宣讲会,将成果放在网上,在 媒体上进行宣传等方式让民众了解他们的想法。 2013 年 11 月 8 日,财团举办题为“新国家防卫计 划大纲和日本海洋安全与防卫目标”的第 69 届东 京财团论坛,向大众说明这份政策建议。2013 年 12 月 22 日,这份政策建议由理事长秋山昌广和 项目领导人渡部恒雄交给防卫省省长小野寺五典, 正式向政府提出建议完成“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相结合”模式的最后一步 [5]。

就影响外交决策来说,除了个人能力外关系网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个人的观点尽管不同, 但是能否为核心决策圈提供建议是需要和政治家、 官员以及学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获得推荐的。 就个人在政府机构中任职直接影响外交决策来说, 东京财团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最为知名的案例当 属东京财团曾经的领导者竹中平藏被政府调走长 期为小泉内阁服务。东京财团聘请颇受安倍重用 并且是多个恳谈会召集人的北冈伸一当名誉研究 员。安倍首相的国家安全与防卫能力恳谈会成员 福岛安纪子是东京财团的上席研究员。上席研究 员渡部恒雄更是为日本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服务的重要成员。另一方面,个人有时比政府更 早地渗透到某些领域中。例如台湾大选结束后, 一位受访者就去台湾和民进党进行接触。这些个 人关系网络和只是提供过程充分表明智库在官僚 决策向政治家决策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三)组织国际会议进行国际交流,展开国际 合作与外交互动

对于研究外交政策的日本民间智库来说,和 国际行为体的交往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各个民 间智库都和其他研究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进行长 期共同项目合作,或者举办短期合作项目。世界 和平研究所和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 的国际战略中心共同进行项目研究。日本国际关 系论坛和它的“姐妹组织”日本全球论坛和东南 亚共同体委员会,邀请海内外的资深专家和官员 参加他们共同组织的国际政治经济对话会和外交 圆桌会议。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的政治交流项目从 1968 年起就邀请美日国会议员到对方的国会进行 交流,时至今日已有超过 1100 多名领导参加这个 项目 [6]。这些智库以自己的项目为平台邀请外国 学者、官员、政治家来到日本进行交流,举办对 话会、研讨会、讨论会和学术交流会等等。这些 联合举办的会议有时又构成了日本外交的 1.5 轨或 2.0 轨外交的一部分10。                             

尽管东京财团成立的时间和其他智库相比相 对较短,但是东京财团已经有相对成熟稳定的对 外交流合作机制和稳定的合作关系。有的对外交 往项目是以研讨会、学术交流会的形式运作的, 比如近期刚结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 东京财团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东海问题论坛”,是 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下东海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在 东京财团国家安全政策研究领域下的“四加一对 话会”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四方面加 上在印太地区国家组成的二轨外交会议。会议主 要讨论这一地区的国家如何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在 2013 年,东京财团、美 国传统基金会、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印度 的维韦卡南达国际财团(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以及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学者 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办四边战略对话。并且出 版了会上的讨论如何应对印太地区和地区民主遇 到的挑战的成果。

从 2008 年以来东京财团和美国的德国马歇尔 基金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展开研究人员交换、 共同研究项目和组织论坛。经过三年的积累最终 在 2012 年举办了首届“三边论坛东京”。这个活 动是基于当下在大西洋地区的问题日益复杂,一 些问题不仅涉及本地区还涉及域外国家,因此不 能完全由大西洋共同体国家解决的观念开展的 [7]。 这个活动属于 1.5 轨外交的一部分,出席者包括 政府官员、学者、记者、企业人员,以此促进日 本和美国、欧洲地区国家间的理解。会议讨论的 议题逐步深入,从最初的加强域外国家对日本的 理解到如何加深日本和北约与欧洲的经济、政治、 军事安全合作。另一方面,会议也讨论如何在亚 太和全球层面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加强日 本和周边及太平洋以外国家间的关系,促进全球 治理体系的完善,以及如何应对地区热点问题如朝核问题、伊拉克重建等问题。 2014 年 5 月和 10 月,美国外交政策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和东京财团共同出资在纽约和东京举办了两次美 日中未来关系研讨会,讨论如何缓和中日和中美 关系。美方 11 人,中方 6 人,日方 14 名成员参 加了此次会议。会议首先聚焦当时日本最新成立 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方就中国内政外交、三边 关系、亚太地区稳定、朝核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 进行了讨论11。在会议上各方代表表达了各自关心 的问题并且就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这种对话机制 不仅是智库简单的知识交流活动,同时也是国家 外交互动的一部分。此类多边讨论的机制可以让 各方了解其他国家的想法,减少相互之间的疑虑。

四、制约民间智库发挥影响的因素

(一)资金困境

当被问及当下日本研究外交政策的民间智库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时,所有的受访者都说是资金 困难。智库是生产主意而不是利润的地方,而研 究工作又不是一项“便宜的事业”。对于期望进行 独立研究的智库来说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 有时为了满足预算需求要四处化缘,而资金来源 多样化又可能会导致他们客观公正的研究结果会 和捐助者的利益相冲突,甚至有的时候捐助者会 要求智库为他们“说话”。这就又会影响到智库研 究的独立性。上野真诚子曾经从政治体制角度将 日本和美国做对比。她认为美国实行总统选举制 度,选民直接选举总统,而日本实行议会选举制 度,选民选择政党然后由政党再选出外交政策的 最高决策者。这个不同造成美国选民可以直接对 总统施加影响,并且更加关注总统的外交动向。 而日本和政治家直接建立关系,对首相是间接影 响。所以他们在心理上会产生距离认为很难在现实层面直接对首相施加影响改变外交政策。这就 降低了日本民众对外交政策的兴趣进而不会去投 资民间智库。

在社会层面,日本缺少公开辩论的环境和慈 善事业滞后影响民间智库的资金来源状况。上野 真诚子认为美国总统制让美国民众更加关心总统 的政策,美国民众认为只有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是 不足的,因此他们热衷于慈善事业对智库进行投 资影响外交决策 [8]。日本自从 1955 年以来自民党 成为稳固的执政党,形成稳定的政党执政环境。 自民党不希望看到大众对政治问题的积极讨论, 加上战后日本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增长上,所以 无法形成像美国那样公开的对外交问题辩论的环 境。这种对公开辩论环境的低需求又直接导致对 进行公共政策研究智库的投资意愿不足。80 年代 后日本经济上升,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变化,但是 日本民众普遍对政治热情不高,难以形成参与型 的政策辩论。长期以来日本对慈善概念也并不熟 悉,所以很难让他们以慈善的目的去资助智库。 和日本不同,美国人认为民间力量十分重要,政 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需要依靠慈善的力量 强化民间机构监督政府或者补充其不足。

以上这些因素最终导致日本社会对政策研究 市场需求低下。战后官僚维持政治体系的运行, 这隔断了民众对政策的直接参与。尽管随着经济 的发展,社会异质性提高,但是相对于阅读专业 的书籍和政策报告,大众更加倾向于去阅读媒体 报纸。这些专业的术语和复杂的国际政治对大众 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即使是有人愿意给智库进行 投资,他们的捐助也要进行纳税。在 90 年代政 府没有意愿修改针对慈善事业税收制度的法律。 2008 年日本公益法人制度改革,现在日本研究外 交政策的民间智库的主要法人形式为一般社团法 人、一般财团法人可以享受税收优待,而不以营 利为目的的一般社团法人、一般财团法人、公益 社团法人、公益财团法人则不需要纳税。然而在 税收制度改革之前只有少数“特定公益增进法人” 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

(二)信息不够公开,智库影响有限

智库的研究需要信息,尤其是政府在外交活 动中收集的大量资料和数据。可是这些资料往往难以交到民间智库的手中,或许官方智库在这方 面会有所优势,以及一些有广泛政治人脉为政府 提供咨询的智库“领军人物”可能会有更多的信 息。或者智库的研究员去相关部门直接去索取资 料,他或许会得到一些但不是所有他想要的资料。 总体来说政府一般不会向智库公开他们搜集的信 息。而政府本身可以依靠严密的官僚体系进行政 策研究,信息的对外流动相对不足。即使政府需 要智库进行研究,他们可能会去寻找官方智库的 帮助。因为官方智库不仅在信息收集上比民间智 库更加方便影响力更强,而且具有更加熟练的官 僚写作技术。日本并不存在一个完善的让大众了 解政策研究信息的系统。所以对民间智库来说很 难从公开的渠道获取到这些信息。

在日本外交决策中,民间智库是边缘角色。 今天日本外交决策体系和战后初期相比更加开放。 以智库为单位影响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力有时可 能不如个人强大。因为日本缺少“旋转门”机制。 很多政策研究需要具有相关的经验来提出能够被 政府接受。在日本,官僚不仅是政策研究这也是 政策执行者,纯粹的学者提出的批评难以让他们 接受。大学的学者可能更加重视学理性,他们出 版的图书和报告对官僚来说缺乏实践性 [9]。这也是 如前文所提到的,研究员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 政治人脉,在影响外交政策中是十分重要的。

(三)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限制智库的创造力

日本的教育体系限制创造性政策研究。从著 名大学比如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毕 业的学生相对于选择进入智库工作,他们更倾向 于进入政府工作。在进入这些优秀的大学之前他 们都要经过极具竞争力的考试。这些优秀的大学 毕业生可以说是考试的胜利者,这让他们能够在 之后的入职考试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具有较好地学习基础知识的能力能够快速学习基础知识。 但是这种培养过程的短板是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 进入政府工作后他们要像准备大学考试那样,在 已有的政策框架内努力进行政策研究和撰写报告。 从政府走出来进入智库的工作者带着缺乏创造性 的官僚思维进行政策研究限制了他们的政策创新 能力。而那些在大学中饱读诗书具有创新性的学 者尽管有创新力,但是因为没有实践经验和政治人脉又会限制他们的政策影响力。 外交政策研究是一项需要经验的专业的培养过程。

政策研究是学术研究和实践研究之间的桥 梁,需要学者去了解政府系统的运作,结合他们 的学术知识去进行分析。但是在传统观念里日本 人通常是不会去换工作的。而日本又缺乏“旋转 门”机制,这就让政策研究者难以获得他们需要 的实践经验和政策知识。上野真诚子曾经认为日 本缺少独立的民间智库的原因之一是日本的民主 社会存在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独立智库的 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日本社会有多元的观点和政 策讨论和民主社会相结合。但是一方面战后日本 以经济而非政治立国,日本人对政治问题讨论的 意愿不高;另一方面,日本人的“和谐文化”主 张避免争吵,将具有争议的政治问题放在公开场 合进行辩论并形成辩论公共政策的文化或许是困 难的。而缺少这样一种辩论的环境也意味着人们 对智库需求的下降,一切都由政府包办即可。

参考文献:

[1] TELGARSKY, Jeffrey P. Think Tank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An Alternative Voice. 1996.p132

[2] STRUYK,Raymond J..et al.Japanese Think Tank,A Exploring alternative Models1993.p1-62.

[3] 和平安全保障所官网:http://www.rips.or.jp/ fellowship/introduction.html 2016-2-29

[4] 东京财团:《日本新战略:多层合作安全战略》的 政策建议

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en/additional_info/New%20 Security%20Strategy%20of%20Japan.pdf 2016-2-29.p6-8。

[5] 东京财团官网:东京财团将《建议》交给小野 寺五典。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en/news/defense-recommendations2016-2-29。

[6] 日本国际交流中心官网:政治交流项目介绍 http://www.jcie.or.jp/pep/index.html 2016-2-19.

[7]“三边论坛东京”介绍,http://www.tokyofoundation.org/en/partners/programs/trilateral-forum-tokyo/ 2016-2-29。

[8] Makiko Ueno,think tanks-a key institution for promoting national civil virtues,Asahi Shimbun,1992.10.23

[9] STRUYK, Raymond J., et al. Japanese Think Tank, A: Exploring Alternative Models. 1993.p10-11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Think Tanks to Japanese Diplomacy -Tokyo foundation as case study

Zhu Rongsheng

Abstract: Although Japanese think tanks which study foreign affairs are not mature,their influence in foreign affairs is increasing.sometimes, think tanks’influence may not bigger than personal.It seems like a platform.Tokyo foundation founded in 1997.though it is young,its influence can not be ignored. The pattern of Japanese think tanks studying on foreign affairs can be included as‘combination of high politics and low politics’.By studying their pattern of exerting influence,it will be helpful for building Chinese think tanks.

Key words: Foreign Affairs; Think Tank; Tokyo Foundation

民间智库对日本外交的影响

 

* 在本文研究过程中,采访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东京财团、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日本综合国际研究所和 PHP 研究所的 部分研究员,感谢他们对此提供的帮助。

1 日本国际研究所研究顾问高木诚一郎表示 2012 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成为公益法人,部分资金来自政府补贴所以是半官 方机构。经济产业研究所进行 TPP 有关研究,故将其划入研究外交政策的智库。

2 受访的日本学者认为以上这些研究所在研究外交政策领域有较强影响力的民间智库。

3 日本财团是东京财团最大的资助者,两者是资助和接受资助的关系。东京财团向日本财团递交报告,日本财团提供资金 支持。日本财团的成员也在东京财团担任理事会成员。笹川阳平是东京财团的顾问。东京财团的受访者表示东京财团是独立的机 构,但是对它来说做反对日本财团事业的事情比较难。简单的财政来源的好处是智库受到研究限制较少,资金来源多样广泛虽然 能解决资金困难,但是研究结果却可能和捐助者的利益发生冲突,影响研究的独立性。

4这里的智库是指民间智库。官方智库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成立时主要研究苏联、中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问题。因 为这些专业的资料分析需要专家进行研究。在采访中,一位曾经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的专家说,外务省曾经要求他们对中 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进行具体的政策研究。可以看出官方智库的专家研究在当时的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政府需要智库的 知识支持。但是民间智库在这一方面参与程度不足。

5据铃木崇弘讲述: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民间智库要向它注册的政府部门上缴财政报告。如果这份报告不能得到同意, 智库 就 不 能 开 展 研 究 。 这 表 明 政 府 对 民 间 智库 有 强 大 的 控 制 力 和 影 响 力。 有 时 一 些 项目是 不 受 政 府 欢 迎 的, 智库 要 取 消 这 些 项 目才能够让自己的财政报告通过。

6与其他日本或者外国智库合作进行研究是常见的,比如 2010 年东京财团和新美国安全安全中心共同进行研究发表 《Renewing Old Promises and Exploring New Frontiers: The Japan-U.S. Alliance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联合声明。 问题的发现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即由研究者进行讨论上交给上级审批通过的过程。这个过程和官方智库部分服务政府需求部 分自己提议研究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过程不同。

7一位受访者表示不同的智库或许具有不同的特点,他认为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观点相对中立,日本国际交流中心较为自由。 因为智库的领导者都会参与到项目的审批过程中,并且需要领导者广泛的社会关系将研究转化为影响力,所以领导者的态度至关 重要。也有受访者指出日本智库的观点不能简单的分为自由或者保守,因为那是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分法,可以被分为左派和右派的 分法。铃木崇弘认为政党智库意识形态不稳定,容易受到影响。其研究时间较短。非营利性独立智库意识形态较为稳定。其研究时 间受到财政情况影响。

8 2016 年 2 月 24 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发展以及美中关系的在国际秩序中的动荡》项目的研讨 会上,研究员对特朗普的外交知识表示担忧。他说:“有人问特朗普如何了解外交知识,他回答说我看报纸。这让我不得不担心他 上台后美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因此,日本学界的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2 就防止导弹袭击来说美日可以通过美国卫星、X 波段雷达、FPS-5 基地雷达等为日本提供军事信息。尤其是近年来朝鲜在 核试验、导弹和卫星发射方面的进展更是加大了美日合作的需求。2005 年的 2+2 对话会颁布了“日美联盟:转变和重整未来”和“日 美重整实施路线图”加强双边合作和信息分享。在全球层面,依靠美国的联盟体系加强和周边与全世界国家的安全网络合作

9 文章建议美日支持越南的海洋巡逻和人员训练,为越南海港提供贷款,为加强越南海洋监视能力提供装备。

10 东京财团的受访者表示,在和中美两国进行会议互动时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但是令其印象较为深刻的是东京财团在与 美方互动时双边开门会议较多,和中方互动时多边切关门会议或许在有些问题上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因为在中日关系下降的背景 下,有些问题或许在关门的情况下能够更加坦诚。

11 会议中中方人员认为三边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和美日的双边同盟关系。中国要认同美国在地区战略上美国希望维持战略平衡, 而美日同盟不能挑战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平衡不是遏制而应该是达到地区权力平衡。美方表示希望能够避免冲突实现经济互利, 并且批判安倍的错误历史观。在朝核问题上美方认为需要抓住各种机遇使朝鲜最终弃核。日方认为在东亚安全环境中挑战来自 传统的国家间、恐怖主义、骤然崛起国的影响和权力转移。中方学者则指出中国担心安倍会和其他领导人希望日本重新武装自己的 修正主义。美国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官网:会议简报https://www.ncafp.org/2016/wp-content/uploads/2014/12/NCAFP- US-Japan-China-Trilateral-Report_Tokyo-Nov-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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