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金融四十人（CF40 VOICE）”专栏文章，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授权华尔街见闻独家发布。本栏目基于CF40的大量内部成果，针对宏观经济、金融和国际领域的焦点、重点问题提供专业分析。

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结构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经济增长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是我国正在处理或将要面临的问题。尤其在不良贷款处置、人口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日本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当前中国走到了经济增长的拐点，与日本90年代一样面临劳动人口数量下滑和企业债务高企的问题。我国需要吸取日本的教训，及时采取措施，避免陷入日本式的增长停滞和长期通货紧缩。

01

日本经济现状和增长前景

日本面临全球最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和财政问题。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26.7%，为全球最高。预计到2060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数量将从1995年的峰值降低一半至4418万。不利的人口结构趋势是日本过去二十年经济增长低迷的直接原因，更是未来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

人口问题还会加剧日本的财政困难。目前日本国债与GDP的比重高达250%，远高于国际公认的90%的警戒线，甚至超过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虽然日本国债大多由国内债权人持有，稳定性较高，但财政的不可持续性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树不能长到天上去，债务与GDP的比例也不可能无限上涨。日本养老金的40%由政府财政负担，随着老龄化加剧，财政收入将越来越难以支撑社会保障负担的加重，政府债务和赤字也将进一步攀升，这将对财政可持续性构成巨大挑战。很多日本居民也意识到未来养老金可能出现缺口，因此尽力减少消费提高预防性储蓄，这又降低了当前的总需求，构成了通货紧缩压力。

需求疲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日本经济的主要症结，政策刺激的效果有限，增长前景不乐观。日本持续近20年的通货紧缩对居民和企业的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通缩环境下居民延迟消费，而消费疲弱使得企业减少在国内投资，而更倾向到海外投资。

面对这样的困境，日本首相安倍自2012年底上台后实施了包括超宽松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扩大财政预算和企业减税，结构改革虽然推进缓慢，但农业、电力和医疗行业也已经有所进展。超宽松货币政策包括大规模资产购买（QQE）和负利率政策，双管齐下压低了长期贷款利率和债券收益率，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然而，日本企业总体来看并非资金短缺，相反，企业持有大量现金，而一半的上市企业甚至没有任何贷款。负利率政策虽然提高银行的信贷供给意愿，但很难带动企业的投资和贷款需求回升，因此效果相对有限。虽然安倍经济学实施后的短期内经济有好转的迹象，失业率逐步下降，房价止跌回升，但近一年来日本经济又呈下行态势，通货膨胀率再度跌入负值，市场加深了对日本增长前景的担忧。日本官方预测经济增速长期将介于0– 0.5%之间，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困难重重，低增长和低通胀将是未来的常态。

02

日本经验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启示

第一，尽早处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政府应当为银行提供财政支持，缓解银行和企业去杠杆对经济造成的压力。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是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隐患。日本在处理僵尸企业和银行不良债权方面有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日本曾面临全球最严重的企业债务问题。9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私营部门债务占GDP比重超过220% ，企业违约风险急速上升。

在监管的压力下，银行普遍存在故意隐藏不良贷款率的行为，利用贷款展期、“借新还旧”等方式推迟风险的暴露，以期经济好转企业有能力还贷。拖延的结果使得政府错过了在早期以较低代价解决问题的时机。2001年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高达8.4%，最终耗了大量银行自有资本来核销坏债，导致2002年日本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跌至3.3% 的谷底，银行信贷创造严重收缩。这也是造成2000年后日本经济萎缩和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日本9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学者对我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的估算介于130%-160%之间，在全球属于非常高的水平，且仍在持续上升。这一方面反映企业的投资效率低下，大量僵尸企业借新债还旧债，另一方面意味着违约风险的上升，甚至隐藏着系统性风险。

然而，银行和地方政府都没有动力淘汰僵尸企业，因为僵尸企业退出会使银行的不良贷款暴露，而地方政府也无法解决下岗职工安置等问题，因此导致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仍在继续恶化。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我国政府需要尽早正视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对不良债权作出明确的划分。如果银行系统本身难以消化不良资产，政府应及时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避免银行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造成信用收缩。日本政府曾使用占GDP15%的财政收入来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我们也需要有类似的准备。

第二，人口问题将是制约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须警惕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财政问题。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呈现加速下滑的态势，2012年我国劳动力人口绝对值开始出现下降，联合国预计未来10年将继续下滑，而抚养比从2013年触底后开始上升。学者预计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将由目前13亿下降到6-10亿 。不利的人口结构趋势也将对我国长期的财政状况带来深刻的影响。虽然目前我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高 ，但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税收收入将越来越难以支撑不断增长的社会保障支出，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与人口政策息息相关。日本在50年代也实行过少生优育的政策来抑制高生育率，到70年代中期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日本改变政策开始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90年代后期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萎缩，直接拖累了需求和投资，是日本90年代后经济增长放缓和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生育率一旦趋势性下降就难以回升，许多国家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开放的移民政策来增加劳动力。我国的劳动参与率（71%）已经处于世界高水平，因此更需要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劳动力减少的问题。总而言之，全面放开人口政策，出台支持和鼓励生育的政策，才能缓解我国人口下降带来的压力，避免陷入日本式的增长停滞和通货紧缩。

第三，知识和技术创新是在长期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的关键，需要建立适应现代技术发展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创业和创新活动。除了人口增长，提升长期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主要依赖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日本以往主要依靠大企业在企业内部推动技术创新，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更倾向去大企业工作。然而中小企业才是一国创造就业和GDP的支柱，初创企业才是带动技术革命和科技发展的源泉。在日本政府对科技和技术创新的支持下，现在日本大学生创业越来越多，中小企业的创新和活力也有所提高。

在中国，传统的以大型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已经面临瓶颈，市场活力下降、企业生产率下滑等问题开始凸显，政府鼓励创业和创新来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模式的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发展有深刻影响，只有建立适应现代技术发展的金融体系才能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尤其是创业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和日本的金融体系都是以银行为主导，直接融资占次要地位。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直接融资占3/4而间接融资仅占1/4。制造业企业通常持有土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可以作为抵押品从而获得银行贷款，而创新企业和小微企业通常缺乏足够的抵押品，尤其在创业初期难以从金融中介获得融资。

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曾适应日本、中国和德国等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国家的高速发展，但美国这样以直接融资为主、股权融资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培育创新企业，这也是硅谷的科技企业能够在全球独占鳌头的基础。

因此，支持新兴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发展需要建立适应现代技术发展的金融体系来提供融资渠道。新三板制度的建立对我国企业的创新已经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仍然制约了有潜力的初创企业上市和创业投资的退出，金融监管和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备注：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一行专家与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NRI）联合拜访了日本政策机构和商业机构的专家学者，本文取材于相关访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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