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获奖周期一般是出成果之后的17年，以此推论，日本进入新世纪获得诺奖的成果，大多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取得的。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荣获该奖项。至此，包括大隅良典在内，已经有25名日本或日本裔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包括11项物理奖、7项化学奖和4项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从2000年以来，17年间，日本已经有15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对于日本科学家接连获得诺奖，北大教授饶毅称，国内生物医学总体而言落后日本20年以上。而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称，诺奖是对科学研究“迟到”的评价，日本科学家近年来频频获得诺奖，这是日本科学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的成果，那时中国科研确实落后于日本，但是，我国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成果与日本当前的科学研究相比，谁领先谁落后还不好说。在笔者看来，以获得诺奖多少来评价当前的科学研究，是不妥当的，对日本诺奖获奖“井喷”的关注，应聚焦于借鉴日本重视投入基础研究，并给科学研究者更大科研自由的做法，来推动我国科研质量的提高。

有调查显示，诺奖获奖周期一般是出成果之后的17年，以此推论，日本进入新世纪获得诺奖的成果，大多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取得的。反之，中国科学家在新世纪取得的成果，要获得诺奖，主要在2020-2030年这段时间。而日本获诺奖的事实也是如此，像这次获奖的大隅教授，就是凭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成果获奖，他在1992年首次观测到自噬现象。在所有15项日本科学家于新世纪获得诺奖的成果中，只有2012年山中伸弥教授取得的iPS细胞成果发表于2006年。对此，有人说，就是中国落后日本20年又如何，按照目前中国的科学研究投入，国内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中的表现，说不定10到20年后，中国也会像日本一样，获诺奖稀松平常———10到20年后的诺奖评奖，才能反映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科学研究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频频获得诺奖之后，日本社会也表达出这种忧虑，日本也承认，进入21世纪获得的诺贝尔奖，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的成果，是那时日本重视科研投入，给科学家创造好的科研环境取得的。而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的科研经费增加不多，在2009年达到4913亿日元的高峰后，由于财政困难，一直呈现下滑趋势，日本的科研能力下降，日本的青少年对理工科的兴趣减弱，日本媒体甚至直言：“二三十年后，日本人的身影可能消失在诺奖领奖台上，想到这就让人焦虑不安。”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就对日本的科研环境提出了强烈批评。他称：“在日本，研究者变得像业务员一样”。他同时批评称“日本学术研究领域没有自由”，要求日本改善研究环境。

于是，有很多人认为日本的诺奖“井喷”会是昙花一现，未来会是中国科学家频频登上诺奖领奖台了。这太过乐观了。其实，日本媒体和科学家在频频获得诺奖之后的理性反思，更值得我们学习。这是社会和科学界对科技创新应该有的危机意识，不只日本在频频获得诺奖后，大谈基础研究存在的危机，进入新世纪已经获得72人次诺奖的美国，也大谈危机。

我国要以理性、科学的态度，重视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正视与日本等国的差距。客观而言，以我国当前本土科学家获得诺奖的情况，以及基础研究的现状观之，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还存在与日本很大的差距——— 如果认为日本获得诺奖的成果，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的，那去年屠呦呦获得诺奖的成果，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取得的呢！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国际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已远超日本，但是，和日本的科研体制，在配置科研资源、评价科研成果时，更重视研究者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不同，我国配置科研资源、评价科研成果，还存在比较强的行政色彩，科研经费被浪费，大量论文为应付考核、评价、晋升而发表却没有创新价值等问题。与日本一样，我国基础研究也面临严重人才危机，中国科协发布的《2014～2015学科发展报告》就提出4大问题，包括“能够称得上战略科学家的帅才少”“研究人员和专业技术辅助人员结构不合理，缺少大量专业辅助人员”“基础学科后备人才资源不足”“优秀人才流失严重”。这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换言之，我国科研总体来说，当前还十分重视“数量”评价，在“数量”评价上，我国已经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科学研究重视的是“质量”，诺奖更在乎科研成果的世界影响力。国外舆论与科学界，都赞叹中国取得的“数量”进步，并以此来突出本国的“危机”，而我国更应该追求科研“质”的提高，应该通过持续增加科研投入，改革科研体制，解决科研“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