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获奖周期一般是出成果之后的17年,以此推论,日本进入新世纪获得诺奖的成果,大多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取得的。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荣获该奖项。至此,包括大隅良典在内,已经有25名日本或日本裔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包括11项物理奖、7项化学奖和4项生理学或医学奖。其中,从2000年以来,17年间,日本已经有15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对于日本科学家接连获得诺奖,北大教授饶毅称,国内生物医学总体而言落后日本20年以上。而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称,诺奖是对科学研究“迟到”的评价,日本科学家近年来频频获得诺奖,这是日本科学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的成果,那时中国科研确实落后于日本,但是,我国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成果与日本当前的科学研究相比,谁领先谁落后还不好说。在笔者看来,以获得诺奖多少来评价当前的科学研究,是不妥当的,对日本诺奖获奖“井喷”的关注,应聚焦于借鉴日本重视投入基础研究,并给科学研究者更大科研自由的做法,来推动我国科研质量的提高。
有调查显示,诺奖获奖周期一般是出成果之后的17年,以此推论,日本进入新世纪获得诺奖的成果,大多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取得的。反之,中国科学家在新世纪取得的成果,要获得诺奖,主要在2020-2030年这段时间。而日本获诺奖的事实也是如此,像这次获奖的大隅教授,就是凭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成果获奖,他在1992年首次观测到自噬现象。在所有15项日本科学家于新世纪获得诺奖的成果中,只有2012年山中伸弥教授取得的iPS细胞成果发表于2006年。对此,有人说,就是中国落后日本20年又如何,按照目前中国的科学研究投入,国内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中的表现,说不定10到20年后,中国也会像日本一样,获诺奖稀松平常———10到20年后的诺奖评奖,才能反映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科学研究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频频获得诺奖之后,日本社会也表达出这种忧虑,日本也承认,进入21世纪获得的诺贝尔奖,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的成果,是那时日本重视科研投入,给科学家创造好的科研环境取得的。而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的科研经费增加不多,在2009年达到4913亿日元的高峰后,由于财政困难,一直呈现下滑趋势,日本的科研能力下降,日本的青少年对理工科的兴趣减弱,日本媒体甚至直言:“二三十年后,日本人的身影可能消失在诺奖领奖台上,想到这就让人焦虑不安。”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就对日本的科研环境提出了强烈批评。他称:“在日本,研究者变得像业务员一样”。他同时批评称“日本学术研究领域没有自由”,要求日本改善研究环境。
于是,有很多人认为日本的诺奖“井喷”会是昙花一现,未来会是中国科学家频频登上诺奖领奖台了。这太过乐观了。其实,日本媒体和科学家在频频获得诺奖之后的理性反思,更值得我们学习。这是社会和科学界对科技创新应该有的危机意识,不只日本在频频获得诺奖后,大谈基础研究存在的危机,进入新世纪已经获得72人次诺奖的美国,也大谈危机。
我国要以理性、科学的态度,重视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正视与日本等国的差距。客观而言,以我国当前本土科学家获得诺奖的情况,以及基础研究的现状观之,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还存在与日本很大的差距——— 如果认为日本获得诺奖的成果,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的,那去年屠呦呦获得诺奖的成果,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取得的呢!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大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国际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已远超日本,但是,和日本的科研体制,在配置科研资源、评价科研成果时,更重视研究者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不同,我国配置科研资源、评价科研成果,还存在比较强的行政色彩,科研经费被浪费,大量论文为应付考核、评价、晋升而发表却没有创新价值等问题。与日本一样,我国基础研究也面临严重人才危机,中国科协发布的《2014~2015学科发展报告》就提出4大问题,包括“能够称得上战略科学家的帅才少”“研究人员和专业技术辅助人员结构不合理,缺少大量专业辅助人员”“基础学科后备人才资源不足”“优秀人才流失严重”。这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换言之,我国科研总体来说,当前还十分重视“数量”评价,在“数量”评价上,我国已经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科学研究重视的是“质量”,诺奖更在乎科研成果的世界影响力。国外舆论与科学界,都赞叹中国取得的“数量”进步,并以此来突出本国的“危机”,而我国更应该追求科研“质”的提高,应该通过持续增加科研投入,改革科研体制,解决科研“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