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家创新体制，日本诺奖井喷的培养皿）

沈阳

10月3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大隅良典因“发现细胞自噬机制”独享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殊荣。至此，21世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含日裔）上升到17位。

日本“井喷式”获得诺奖的背后，政府介入科研创新体制的历程值得关注。

1947年，日本颁布《教育基本法》，高等大学空前发展，科研氛围自由，科研经费趋于稳定。上世纪60年代，日本成功推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落实“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1965年和1973年，朝永振一郎和江崎玲于奈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81年，福井谦一获化学奖，利根川进获生理学或医学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美工业竞争加剧，许多公司纷纷强化科研体制，提升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水平。日本开始形成一个以企业为主，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为辅的科技发展体制，即“产官学合作体制”，大企业得以集聚了日本最优秀的科研人才。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两大群体性格特征由此形成：得奖者普遍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多位科学家的成果来自企业而非研究所和大学。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的主要成果，产生于为日亚化学工业公司工作期间；获得2002年化学奖的田中耕一，只是京都岛津制作所的普通技术员。

凡是硬币皆有两面。此后，日本高校科研过分受制于大企业，企业任意剥夺科研人才技术创新成果的弊端开始出现。2014年获得诺奖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中村修二就曾严厉批评日本教育科研文化体制，更以其不知名而坐冷板凳时的个人遭遇为例，批评企业对科研成果的强取豪夺。

大隅良典获奖后亦在多个场合指出，因贪图富裕所带来的安逸生活，眼下的日本年轻人远离科研，更乐意“宅”在家而不愿出国留学。大学行政的法人化又迫使教师不得不由基础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第三次教育改革遭遇多重困境，影响日本后续科研发展。

实际上，日本政府早已充分意识到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为基本国策。1996年，日本内阁依据上述法律制定了五年一度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大力重视基础科学研究。2000年颁布的《大学技术转移法》《产业竞争力强化法》，则从法律上保障了高校科研力量。经过2001年国立科研机构改革和2004年国立大学改革，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人员已经从公务员中独立出来，财务和资产处置都更灵活。

倡导“安倍经济学”的安倍政府更是重视科研立国。为了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2013年6月，安倍政府制定了《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提出“智能化、系统化、全球化”目标，并设立了许多涉及科技领域的领导机构，还承诺要向太空、物理和干细胞研究拨款数千亿日元。这一战略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升级为《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4》和《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5》，在3个跨领域技术和科研资金改革、借助物联网和大数据库培育新产业等方面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从企业主导的“产官学合作体制”转向政府主导的国家创新体制，有助于日本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日本人所称的“在21世纪的头50年里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看似狂妄，实则诚恳。

（作者系时代周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