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松教育”的三大恶果

公立瘦弱,私营肥满

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可想而知,对更有竞争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过私营办学机构来满足。原本占据优势教育资源的公立中学只能提供宽松的托底教育,无法为想要上好学的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几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学的中学生都投入私立中学,随之,没了要读书的学生,公立中学的优质师资也不断流失。以从1960年到2005年考入东京大学的前20名高中为例,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此消彼长十分鲜明。在日本,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通常是公立学校的2~3倍。

要考上好大学,仅仅上私立学校还不够,课外补习学校(日本称“学习塾”“进学塾”)专门为应试做好准备,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识。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全日本中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几十年来,课外补习产业蓬勃发展,经过一番市场竞争兼并,构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机构把持补习产业。由于人们趋之若鹜,“四大塾”各自设置了不低的入学选考门槛,且不说高昂的学费,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中学期间上不了好的“学习塾”,就很难上好大学。究竟是谁在为国选才?

中产家庭教育负担倍增

“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势必付出巨大——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应试成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日本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家庭无疑为上述私营教育机构作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在日本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补习教育支出从1970年左右开始显著上升,1976年开始实施的“宽松教育”政策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个上升趋势。换言之,1976至1995的20年间,家庭的教育经济负担没有下降,反而一路攀升,更可怕的是,升学率却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可想而知,在此期间的学生和家庭的升学压力越来越大,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学生而言,不公平也在扩大。

除了经济压力,“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不仅无效,更可能适得其反。

有一系列畅销书名叫《中学生的考试9成靠父母》,非常具体地传授家长应试技巧。日本应试学习之发达,已经不只是学生的事,应试负担已经不可避免地延伸至家长。

国民学力显著下跌、教育负担抑制中产阶级生育率

如果说“宽松教育”政策下,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教育费用更多采取受益者负担原则,只是不同政经路线的变化,全家动员参与培养子女也不是一定有害,那么以下两大弊害足以促使日本政府彻底放弃“宽松教育”。

第一,国民整体学力连年显著下跌。在四年一次的国际PISA标准化测试中,1999年,日本的数学应用和科学素养位列OECD15国第一,阅读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数学跌了5位,阅读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学第六、数学第十,阅读理解已经沦为垫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国内还有调查称,小学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义。“大学生数学基本调查”结果也非常不乐观。日本的高中要为初中补课,大学的第一年要为高中补课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

“宽松教育”政策降低了达标的底线要求,却完全不为最优秀、最努力向学的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荣誉感——因为宽松教育反对大规模的竞赛、考试和选拔。努力学习、追求出类拔萃得不到承认,宽松无压力才是正当的。如果在达标线之上还想学更多,那就要自己负担所有成本。

第二,我们已经分析了宽松教育政策下家庭支持成了学业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水平太低的家庭将得不到入场券,经济水平足够高的家庭可以购买到最好的私立教育,而日本的中产家庭却承受着最大的学业竞争压力,他们本身对下一代也抱有最强的通过受教育来维持阶层或向上流动的愿望。所以,家庭教育成本越高,中产家庭生育率越低。这类使得国家教育供给空洞化的政策最终会抑制中产阶级的生育率,长期动摇国本,很可能是当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