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晚深圳B10现场，第四届明天音乐节第三晚，三上宽终于来到中国。

“我今年已经68岁了。”

1950年生于日本东北地区的青森县北津轻郡小泊村，三上宽越老越像他世代渔民的爷爷，爷爷的爷爷——健壮矮小，银灰短发，脸庞饱满。

三上宽在明天音乐节现场演出。本文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崛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地下音乐界传奇之一，三上宽大概是其中最易被未经训练/磨练的耳朵接受的。

被定义为迷幻噪音布鲁斯民谣（这几个词可以自由组合，反正也无法准确定义），三上宽首先是一个诗人。他认为“是声音的性质选择了语言，那是现代诗与作词的不同。声音的性质与其个人血性及成长有着深刻关系。”

因此他的乐与怒最初的源泉和最终的归宿都是自己。

但三上宽并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最早是他梳“朋克头”的中学老师（也是一个诗人）给他听美国爵士萨克斯手约翰·克特兰（John Coltrane）的自由爵士。在日本大量接受美国文化而视野大开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鲁斯成为他的一口井。

从此他源源不断地从这口脏兮兮又涌动的井里汲取养分，每一次都有新的东西。他的声音永远泥沙滚滚，从低吟絮语到嘶吼暴怒完全发乎内心，旁人无法预测。

日本固有的演歌和讲谈（日式评书）是另两个重要的来源。日后他与灰野敬二、石冢俊明组成的迷幻噪音民谣组合Vajra则是这批地下音乐先锋自己创造的美学世界，类似宗教，试图通灵。

有过在警察学校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的经历，在社会最底层派过报纸、当过码头搬运工却一直以“写诗唱歌的人”自居的三上宽，早期的诗作从名字——《满是小便的湖泊》《色狼少年》《昭和大饥荒的预告》《丝袜般的天空》……便能看出愤怒、讥讽和怪诞。

三上宽在明天音乐节现场演出。

1971年正式出道，现在是2017年，整整46年。三上宽认为，自己与21世纪的日本音乐毫无关系。“就像你在公园玩泥巴，不知不觉天黑了，你抬头，发现周围的人都走光了。”

整个1970年代，他的目标就是用诗和音乐记录自己黑暗的过去（其实三上宽在渔村的少年和童年挺幸福的）和“七十年代的怪奇现象”。他讨厌民谣歌手的头衔，居无定所到处乱睡。后来，的确有怪奇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似乎听到像声音又不是声音，然而确是声音的一种声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很微弱地，我看到这声音的后面有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正在打开。”

就像他中学时候的那位凭空降临在他的小渔村的“朋克头”老师。那位老师教他写诗，更多的是文化知识和爵士。而这一次，仅仅是神秘的声音。

他崇拜的文学家是三岛由纪夫，认为曾提携过他的诗人、导演寺山修司是“日本最伟大的人”。

三上宽是左派，愤怒的人很容易就变成左派。有人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否则怎么会几十年如一日地唱怨歌，唾沫横飞地用诗歌的语言，也用俚语甚至秽语戳穿被禁忌的事物，只按自己的语言和思想行事。

但即使听不懂，也明白他的音乐里除了愤怒，还有爱和创造。

还有悲悯。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当诗也说不出来，他就发出长长的啸音。和猛烈的扫弦、急速的弹拨在一起，有时候又和残破变调的琴声在一起。

这声音不是野兽的嘶吼，是复杂的，超越语言的东西。很奇怪的，落在心里就会生起怜悯。

三上宽演出现场的观众。

5月20日下午，三上宽开了一个小小的讲座，说的是自己的五十年。

因为语言的关系，内容很简单，大致是他童年至今的经历。

印象比较深的是:1、三上宽的父亲去世前突然问他：“要不要一把吉他？”而他从未表达过这个想法。2、不愿意谈曾在旗下出版大量唱片的日本地下音乐传奇厂牌P.S.F.和刚去世的生悦住英夫。

20日下午，三上宽开了一个小小的讲座，讲述自己的五十年。

三上宽的讲座吸引了很多观众。

自述：诗歌与灰烬 三上宽的五十年

我喜欢汉字，没有汉字就没法写诗。一直对这个诞生了汉字的国度好奇，到了这里才发现和想象的很不一样。这里人的想法和别处很不同，对生活有热切盼望。

关于汉字，我曾有过很多想象，也曾尝试拆解它们。后来我发现，汉字是不能拆解的。

我出生在一个日本北部的小渔村。我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祖辈都是渔民。小学到高中我在故乡度过，很快乐。我的第一个老师是留着“朋克头”的泉谷名(音)先生。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我之前以为写诗是关在房间苦练，老师不那么认为，他以玩乐态度就能写出很多好诗。我的手里是他的一本诗集，名字很难翻译，是意象的文字，好像火山喷发时有粉红色的鸟从里面飞出来。

在那个渔村里没有艺术读物，于是我每天去老师那学习诗歌。老师教我更多的是文化类的知识。他让我听美国的萨克斯演奏手约翰·克特兰的自由爵士。

成为歌手的原因是高中时父亲去世。去世前他打电话问我：“你是不是想要一把吉他？”我从未跟他说过，但是他非常了解我。

高中时我出版第一本诗集《白色的雕刻》，认识了邻村一个正要去太宰治故乡的女孩子。她读了很是喜欢，把诗推荐给了寺山修司先生。我被寺山先生表扬了:“真是个好孩子。”有了自信，我萌生想去东京的念头。但因此被老师训斥，因为父亲刚去世，还有弟妹要照顾。我放弃了东京。

那之后我去了一所警察学校，待了三个月就离开，因为自己觉得是个诗人，连写日记都用的诗歌体。周围的人认为我是“混蛋”。

后来我总算去了东京，先学做厨师，还送报。那个时候也留上了朋克头，在1970年代初的日本很是另类。一天有人拦住我问：“你是干嘛的?”我说我写诗，唱歌。他让我去他那里唱歌，那晚只有五个客人。唱了四五首我的原创歌曲后，他们都哭了。

老板介绍了一个有名的爱尔兰混血歌手给我认识。我们都来自东京圈外，很快成为好友。后来我去码头搬运货物，逐渐忘记了写诗和唱歌。一天去小酒馆，老板娘过去是老鸨，哼起了《流动的星星》。我于是重新拿起吉他，在新宿街头彻夜唱歌。这首歌的创作契机是日本战后人们无所依托，它鼓励人好好生活下去。

这时我认识了田园总一郎，一位在日本非常有名的新闻社工作的职员。他想拍一部电影，介绍当时日本年轻人的状态。19岁的时候，我便和田中角荣（后来曾任日本首相）出现在一部影片中。通过田园，我出了首张唱片（合辑），但因为永山泽夫（同乡，合辑里的另一位歌手，三上宽对他表示同情）杀了人，唱片很快召回。

后来我又回到街头卖唱，一无所有。有人告诉我有个中津川全日本民谣音乐节（1971），要不要去唱？我以为只有几十、上百个人而已，去了发现有三万人，非常惊讶，从此入行。

1971年三上宽在中津川民谣音乐节上的演出。资料图

参加完全日本民谣大会后，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刚去世的挚友加川良先生。

到了1980年代，我三十岁左右。过去支持过我的，搞学生运动的粉丝渐渐少了。我非常害怕，不知道做音乐的意义是什么。有两年的时间我很低落，那之后也没好多少，还是没什么人来看我的演出。后来有人告诉我，海外（美国、法国，还有中国）收藏我LP的人非常多，我又有信心继续做下去了。

我也演过电影，比如大岛渚的《战场上的快乐圣诞》（1983）。演电影的契机是，1980年代后期小型Live不景气，收入不太好。这是我的第三部电影，合作对象包括大卫·鲍伊、坂本龙一、北野武等。一天的酬金是两百万日元，在1980年代非常高。

当时出演这部电影的人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我都是一条过，为了省钱。

（注：此时三上宽请资深粉丝熊先生上台演示他和大卫·鲍伊近距离的一场戏。）

像这样，我狠狠打了鲍伊，真是让人羡慕。

我还演过寺山修司的半自传电影《死者田园祭》（1974），由寺山自己担任导演。

影片中我的戏份不多，只唱了一段歌。剧组里大家都吃住玩都在一起，只有寺山修司总是一个人，边抽烟边写剧本。他以这种低成本的方式完成了这部电影。我认为他是日本最伟大的人。

进入1990年代。日本音乐界发生很大变化，新生代出现，我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当时有“世界变了”的感觉，但也是重生。1990年代是我重新调整、融入，接受现在的自己的年代。

三十年前，我创办了自己的诗歌学校，授课每个月都在进行。我不知道还能进行多久，毕竟今年已经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