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母亲发起“死刑请愿”：

日本裁决死刑考量多执行程序繁琐耗时长

案发后，江母为了替不幸离世的女儿严惩凶手而四处奔走，在网络上发布了《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希望通过社会舆论影响凶手最后得到的裁决。

不过，这样的民意请愿书会被日本法庭采纳吗？

日本作为现存死刑制度的发达国家之一，在量刑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江母在日本街头发起签名请愿活动

死刑裁定标准及量刑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周振杰介绍，日本现行刑事立法规定的21项死刑罪名分为两类：

一类是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强盗杀人罪、强盗致死罪等14个罪名。

另一类是特别法规定的死刑罪名，包括爆炸物使用罪、决斗杀人等7个罪名。

但从司法实践情况中可以了解到，被判决死刑者所犯的罪主要是杀人罪和强盗致死罪，但如果被害人只有1人，一般情况下该案犯是不会被判处死刑的。

1983年，日本最高法院公布过一个对于死刑量刑考虑的标准，名为“永山基准”，具体是以下9条：

1. 犯罪性质

2. 犯罪动机

3. 犯罪形态，尤其是杀人方法的执拗性和残虐性

4. 结果重大性，尤其是被害者数目

5. 被害者家族感情

6. 社会影响

7. 犯人年龄

8. 有无前科

9. 犯罪后表现

《壹读》报道，在实际判决中，量刑的时候罪犯的年龄、性质、动机，有无前科，被害人数，造成的社会影响等都会对量刑造成影响。

而被害死亡的人数是衡量判刑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准。杀三人以上有较高的可能被判死刑；

杀害两人，死刑、无期或者有期徒刑都有可能；如果只杀了一人的话，很可能被判有期徒刑。

一位“日本通”律师认为陈世峰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极小，更坏的结果是陈世峰可能最多只会被判15年。

死刑从宣判到执行程序多耗时长

由于日本在刑事立法中对死刑采取了严格的限制精神，直接导致了法官在刑种选择时非常谨慎。

同时，死刑在判决后有漫长的上诉程序要完成，罪犯用尽所有上诉机会后，还得由法务大臣签署执行令方可执行。

某位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学者向记者透露，由于日本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再审制度”给予罪犯过多的申诉权，导致只要罪犯不希望被执行死刑，就可以不停的以各种理由提出申诉或者赦免的请求，以达到拖延死刑执行时间的目的。

许多被判决死刑却没有被执行死刑的死刑犯最终老死于狱中，这种情况让日本的死刑更像是绝对无期徒刑。

同时，多数法务大臣在任期间，由于自身的政治主张或宗教等其他的原因，不愿意充当“刽子手”的角色，普遍拒签执行令，从而导致日本国实际执行死刑的案例非常之少。

1991-2015日本一审判处死刑的人数

执行程序多耗时间长，一个死刑罪犯从宣判到执行，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有学者表示，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造成27人死亡，五千多人受伤。

事隔10年，经历了两百多次庭审后，毒气案主犯被判处死刑。

但是，这十年期间消耗的司法资源是无法计算的，对于这种罪大恶极的罪犯，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仅为了体现对死刑的慎用精神，与刑事法律追求的正义在本质上是冲突的。

江母请愿对判决结果影响有限

江歌案将于12月11日在日本开庭，除了在线上发起了请愿书，江母还远赴日本，一边等待开庭，一边在街头举行请求判处凶手死刑签名活动。

在“永山基准”中，“社会影响”作为量刑考量因素赫然在列。

自1950年以来，日本仅有13例造成一人死亡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的案例。

而有33万人参与请愿判杀人犯死刑的是2007年的名古屋暗黑网站杀人事件，这也是江歌妈妈发动请愿的参考来源。

江母在日本街头发起签名请愿活动

有媒体指出，舆论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法官采不采纳公共舆论的意见，其实非常有限。

因为日本相关法律规定，裁判员和法官只能根据法庭调查的证据进行量刑判断。

同时也有司法领域学者介绍，民意判断在刑事司法中的影响不大。2009年5月日本开始实施裁判员制度，改变了之前的精密司法模式，将普通民众的意识与判断引入到刑事司法之中。

由于死刑案件属于裁判员审判的范围，所以社会舆论与学界都担心在民意介人死刑裁量之后，会导致死刑的扩大适用。

根据日本最高法院的统计，2009年至2016年，在8969名被认定有罪的被告人中，有2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年不到4人，其中因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有11人，因强盗致死伤罪被判处死刑的有16人。

跟2009年之前的数据相比，无论是在罪名范围上还是在适用数量上，普通民众介入死刑案件并没有导致死刑适用的扩大化，反而是有所下降。

上一页  [1] [2]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