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业近日又添造假丑闻。继上月日本神户制钢“沦陷”之后，日本有色金属巨头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２３日证实，旗下三家分公司出现篡改产品数据的行为。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昔日以“工匠精神”享誉世界的日本大企业“集体塌方”？

东窗事发早有预期

此次三菱综合材料的造假，与神户制钢如出一辙，几可用“拷贝不走样”来形容：

同样是篡改数据——三菱材料旗下三菱电线箕岛制作所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间生产的橡胶密封圈被发现篡改数据，数量达到约２．７亿个。三菱伸铜若松制作所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８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７日间生产的铜制品存在数据篡改，涉事产品达到８７９吨。此外，三菱铝材也被曝出数据造假。

同样是殃及客户——三菱电线箕岛制作所的“问题产品”涉及２２９家客户。其中，航空航天类客户为７０家。该产品广泛用于汽车、舰船、飞机引擎等设备，就连日本自卫队的舰船和飞机引擎也被祸及。三菱伸铜若松制作所的问题铜制品涉及２９家客户。该材料主要应用于汽车行业，三菱伸铜对最重要的强度数据进行了篡改。

同样是知情不报——三菱电线和三菱伸铜早在今年１０月就发现了问题，却迟迟没有对外公布，遭到外界强烈批评。

最后，就连善后工作也差不多。三菱材料说，所有涉事产品尚未引发安全问题，公司将于２４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此事。而之前神户制钢也是被经济产业省责成确认产品安全性，但迄今没啥新说法。

不少西方媒体认为，日本新曝出的丑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它是之前一系列丑闻的延伸：早些时候，三菱汽车和铃木汽车被曝篡改油耗数据。随后是东芝公司三任社长涉嫌财务造假。而高田公司的“死亡气囊”，更一度将日本企业的失信程度推至一个高峰，也让这家有着84年历史的“老店”申请破产。事情还没完，9月末，日本汽车三巨头之一的日产汽车承认，其在成车出厂检验环节中，大量使用无资质人员敷衍出厂检验手续。紧接着就是重创日企信誉的神户制钢事件……种种丑闻拷问着日本业界，日本制造怎么了？它是否正从神坛坠落？

对此，英国广播公司（BBC）仿佛有先见之明。在一个月前的一篇报道中它曾写道，预计接下来日本制造业的不当行为将层出不穷，因为两大持续因素似乎在怂恿制造商们“越界”：一是日本企业面临来自外国竞争对手不断增加的压力。二是日本2006年通过的《告密者保护法》增加了不当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新事件的曝出，果然应验了BBC的断言。

“偷工减料”养成记

日本大企业的偷工减料、弄虚作假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日本分析人士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经济增长长期放缓是一个主要因素。它迫使日本公司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日本宏观顾问公司创始人兼经济学家大久保卓治表示:“大型企业过去一直生活在一个稳定、可预测、不断增长的市场，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些公司宁可走捷径。”

直到20年前，日本企业还专注于增长战略。后来他们才逐渐意识到，经济将不再强劲增长，这意味着企业必须集中精力进行重组、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东京富士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丁·舒尔茨表示，提高效率的努力使得管理层急于表现出积极的结果，甚至不惜挑战质量管控的底线。核心员工和经理也身心俱疲，导致过度工作和不当行为。

由此可见，日本品牌在夹缝中求生存，急于求成和粉饰业绩，是导致日本制造业近年来丑闻不断的根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吴寄南 对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表示，丑闻频发与日本制造业的企业文化、劳动力队伍结构变化有很大关系。

从企业文化方面看，以往制造业注重“现场为主，质量优先”，但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利润至上的观念愈发突出，企业为此不惜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让企业文化变了质。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内部等级森严，层级过多，而非扁平化管理。“大企业病”会导致很多基层的一线问题无法反映到最上层，信息上传下达费时费力，容易积小患酿大祸。

从劳动力队伍结构变化上看，大量使用同工不同酬的临时工和派遣人员成为一大问题。而且越是在制造业第一线，临时工比重越高。1989年，日本全部劳动力中临时工的比重仅为17%，到去年这一比例已达37%。20年前，临时工人数在身处制造业第一线的劳动力比例为20%，现在约为80%。临时工的工资通常是正式工的三分之二或一半，而且一旦企业经营状况欠佳，他们往往成为第一批被淘汰者。凡此种种，让他们缺乏归属感。日产公司的丑闻最能说明问题，它大量使用无资质人员敷衍出厂检验手续，这就是临时工惹的祸。

为安倍敲响警钟

而日企的隐瞒谎报等，则暴露了日本企业管理监督不力、“家丑不外扬”的通病。

以神户制钢事件为例，其质量监督存在明显漏洞。夸张的是，篡改数据长达10年甚至更久，是在质检经理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提到他在神户制钢工作时的一段经历，当时他因输错了钢管尺寸而造出一批长度过短的钢管，结果却不了了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陈子雷 指出，日本企业不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潜规则。企业缺陷的曝光者往往要承受巨大压力。因此，察言观色获得上层默许，采取“内部消化”的方式处理“不太严重的问题”，被中低层员工视为一种合理的选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日企的经营与其说遵循市场模式，还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等各种利益平衡的考虑。家族式管理使它难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迅速做出调整，也与全球化时代下千变万化的经营格局形成巨大反差。

“‘团块世代’被视为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而如今日本则受到少子老龄化困扰，再加上企业文化、经营管理模式、就业员工结构、用工制度改变等综合因素影响，使原本隐藏在光环下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陈子雷说。

吴寄南认为，日企造假成为一种群体现象，为安倍敲响警钟，也为日本经济重铸辉煌打上问号。“安倍经济学”推行几年来，虽然日本股市创25年新高，日元汇率降低促使出口企业盈利，但一个大问题是，日企不愿把200多万亿日元的内部积累用来直接投资，也不愿提高员工工资。这一定程度上是安倍酿出的恶果——只注重表面经济数据的靓丽，但一些经济的深层指标，如一线正式工人的比重、职业技能训练的投入等则被忽视。这或许注定日本制造业转型期的尴尬和“再崛起”的无奈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栏目主编：杨立群；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