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这么一句话:“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但是丰田公司的说法却是:“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改善”。
汽车工业是日本现在唯一元气的行业了,作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的丰田说话当然有分量,“丰田式工作方法”也确实是全世界不少企业的管理方法范本,“改善”早已走出了日本,成为了各国的学习对象。
但这个“改善”的英译并不是“improvement”,而是日语的发音“kaizen”。日本人在接受外国语单词的时候已经改变了原来明治年代不管什么都要找一个类似于“民主”或者“共和”似的两个字的汉字词汇的方式,而是直接用片假名拼写对方语言的读音,在翻译日语的时候也是这样,直接用读音。如果看不懂的话再努力去弄懂,这倒是一个推销日本文化的方法,而且避免了把“四鲜烤麸”翻译成“Four fresh roasted husband”的尴尬。
英语中来自日语的单词不少,大部分集中在日本料理和二次元方面,比如寿司的“sushi”、日本酒的“sake”和表情符号的“emoji”等等。
这些直接被英语采用的日语词并不都是正面的,也有像“tunami”(海啸)这样可怕的东西,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karoshi”。
“karoshi”写成汉字是“过劳死”,指因为长时间加班以及得不到休息而引起的精神上生理上的负担使人因为脑溢血或者心脏麻痹而突然死亡或者因为过劳引起忧郁症或者心力交瘁综合症而导致自杀。
本来这几个汉字从字面意思上译成英语应该是“overwork death”,但这种英译无法反映日本过劳死的特征,所以才使用日语罗马字。
资料图:日本拥挤的地铁
日本的“过劳死”,并不是指像“狗工头举皮鞭”那样,工人被强制进行高强度劳动,因为体力不支而造成死亡的那种古典范例,日本的过劳死基本上都不是因为单纯体力原因,而是因为精神上的压力,所以在日本,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很少发生过劳死,大多是发生在服务性行业的长途汽车司机和白领阶层。
日本的过劳死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在中小企业发生的事例很少,基本上都是大企业甚至政府机关,这里面当然有一个中小企业的数据是否纳入了如实统计的问题,但中小企业和这种过劳死在逻辑上确实关系不大。
前些日子在中文网络上出现了一篇《加班190小时逼死工人,英媒被日本东京奥运的丑闻震惊了》的文章。其实这篇文章的标题错了,在这个案子里被逼死的不是工人,而是监工,错误的原因应该是编辑不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没有理解这种过劳死的真正原因。
日本人自己也知道过劳死的独特之处,并不讳言“过劳死是日本的文化”。日本文化中本来就有重视过程而轻视结果的倾向,而在结果无法衡量或者衡量困难的时候过程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般来说,体力劳动的蓝领阶层的工作结果比较直观,但是白领阶层的工作结果在很多场合是不直观的,衡量白领阶层工作成果时就很容易陷入“工作态度”的陷阱,在注重程序和礼仪的日本文化环境中就更是这样了。结果就是日本白领阶层讲究的就是上班不能迟到、见人要大声问好、领带要打正、坐有坐相走站有站相、不在领导回家之前下班这些表面上的东西,有一种比喻是:“自己给自己上发条”。
日剧《半泽直树》剧照
这就是日本公司每天下班那么晚的原因。并不是真的有那么多工作需要处理,而是因为大家都在争取一个“表现好”。本来日本人就相信“因为日本没有资源,日本人只能勤奋劳动才能活下去”这种说法,而劳动时间长在重视过程的日本文化中就是“勤奋”的具体表现,所以大家都不能早回家。
各种调查数据都表明在OECD国家中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最低。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不必要的加班对于公司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加班的个人却有意义,除了“表现”的政治意义之外,在经济上也有意义。日本法律规定加班工资是工资的1.25倍,如果每天加班两小时的话,加班工资会达到收入的大约1/4,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没有了这笔加班费生活质量就会大幅度降低,这就是日本工薪阶层加班的经济动力。哪怕根本就没有事干,为了加班工资也要熬满加班的时间,否则在家主婆那儿就通不过。一直有所谓“如果丈夫不加班,日本主妇会生气”的说法,其实是因为存在这么一个经济背景。
在这种文化中,整个日本社会都浸透在了一种“长时间劳动是理所当然的”的观念中,而且在大部分场合,这种“长时间劳动”并不会造成身体实质性生理损伤。
但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中,如果有人不是在无所事事的混时间,而是实质上真的忙了起来就会出悲剧了。
日剧《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很不幸,澎湃所发新闻中的那位青年人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形。他2016年4月刚刚大学毕业,就职于三信建设,派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的新国立竞技场工地从事现场监督的工作,主要负责摄影、材料的品质管理和安全管理。
经常为项目的计划性和条理性而自负的日本人,这次在东京奥运会上闹出的乌龙真不少,最大的就是有关这个主会场。本来这个主会场在2012年就决定了采用扎哈·哈迪德的方案,在为什么采用扎哈方案的背后还有一个“和中国争高低”的想法。扎哈的设计以构思新奇和流畅的曲线而闻名,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昂贵的造价,中国有好几所扎哈的作品,但是扎哈在日本只做过两件内装,这使日本人有点心理不平衡,试图借东京奥运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扎哈的设计确实是太贵了,预算是3000亿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大约是30亿美元以上),真的超出了现在的日本能够负担的能力。结果到了2015年5月只好把这个方案白纸撤回,重新开始募集方案,最后采用了隈研吾的方案,总算在去年11月开工,预定完工期是三年后的2019年11月。
这一折腾就耽搁了13个月,最后所有的责任是由建筑公司来承担的,实际上这就是逼死小伙子的原因。方案的一变再变使得现场一片混乱,到1月底,工程机械还没有到齐,小伙子只能白天黑夜拼命干才能赶上进度。光2017年2月一个月,干通宵就有3次,晚上10点钟以前回家只有5次,原来自己开车上班,后来因为实在太累不敢开车,只能使用单程需要花费一小时的公共交通。
2017年3月2日,年轻人在长野县的山林中自杀,律师判断原因应该是工作中的紧张造成的精神障碍。因为律师从公司的资料得到的数字是,2017年2月,这位男孩子时间外劳动为211小时56分,1月份是143小时32分钟。这种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人能忍受的限度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NHK这种事实上的日本国营媒体。2013年7月24日,NHK31岁的女记者佐户未和在自己家里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而去世,当时手中还握着联系工作的手机。佐户记者当时负责东京都厅的采访,2013年6月举行的东京都议会选举和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都是她的范围,事后涉谷劳动基准署的调查结果是死亡前一个月的加班时间是159小时37分,再往前一个月是146小时57分。
讽刺的是,就在佐户记者死前不久的2013年5月份,NHK播送过一个“向黑色企业宣战”的节目,讨论过劳死问题,所谓黑色企业就是指那些不遵守《劳动基准法》的企业,现在才发现NHK自己也是黑色企业,更为严重的是,虽然2014年涉谷劳基署就已经认定了佐户未和是过劳死,但NHK一直没有公开,在被《朝日新闻》记者追问的时候说是因为死者家族不愿意公布,这种说法激怒了家族,这件过劳死才被公诸于众。
在很多时候,这些人很难找到倾诉的对象,对“长时间劳动”是不能有怨言的,甚至连父母也不一定能理解他们,同僚和上司们就更无法理解,因为大家也都是这么过来的,而且上司还有自己的上司。所以在无法解决心理障碍时,就出现自杀这种最坏的结果了。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过劳自杀者留下来的遗书,自杀者在遗书中几乎无一不对公司抱有歉意,几乎没有人认为这种长时间被迫劳动是不合理的,而是为自己的“逃避”行为向公司向同僚致歉。NHK佐户未和记者的母亲在电视上流着眼泪说:“我应该恨NHK夺走了我女儿,但我女儿并不恨NHK,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日剧《逃避可耻但有用》剧照
所以才有“过劳死是日本文化”这种说法。
其实也不能说日本政府对日本企业的长时间劳动问题完全无视。经过政府和经团联的呼吁,从今年2月底开始实行“超级星期五”(Premium Friday)计划,就是每个月底的星期五不但不加班,而且还要提早到下午三点钟下班,指望一来改善劳动条件二来刺激消费,但9月份的调查结果是:实施的企业只有2.8%,口头提倡的是7.7%,其余的89.5%的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至于真正在下午三点钟就下班了的人只有3.7%。计划完全失败。
但笔者认为失败的原因还是政府的决心不大,政府如果强制采取一些措施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双休就是政府在强力推行,现在基本上就得到了普及,所以政府真的要解决过劳死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希望.很可能因为发生的案例并不多(2016年全国只有107件死亡案例),所以与其去对企业增加压力还不如坐等出事之后被媒体批判性价比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