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 艳

“我在义乌崇山村了解到哪些细菌战受害史实？”“我如何为细菌战诉讼出庭作证？”“我眼中的王选是怎样一个人？”……3月27日下午，日本立教大学文学部教授上田信现身商城大讲堂，以翔实的史实、亲身的经历，开讲“日军细菌战与崇山村鼠疫”这一怵目惊心的历史。

据悉，这是日本学者在我市公开正式场合首度开讲细菌战诉讼，和上田信一起来的，还有金华读者熟知的细菌战跨国诉讼日本辩护团律师一濑敬一郎等。

20年弹指一挥间。在这位儒雅的日本学者眼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又掩盖着怎样狰狞、惊天的秘密呢？

受害者的来信感动了我

上田信是因为王选才和细菌战跨国诉讼结缘的。1998年5月，在王选带领下，上田信和一濑敬一郎等一起到义乌崇山村调查细菌战受害史实。

“崇山村是义乌出了南门最大的一个村庄，就因为发生过鼠疫，有的村民都不愿意说自己是崇山村人。崇山村的发展，也因为这段细菌战历史而受到制约，当年饱受蹂躏的战争阴影至今萦绕在村民心里。”上田信拍了很多珍贵的照片，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史料记载，1942年11月，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期间，崇山村共有405人死于鼠疫，日均因鼠疫死亡的村民超过5人，最多的一天有21人死亡。为了毁灭罪证、防止鼠疫蔓延危及日军自身的安全，1942年11月18日拂晓前，100多名日军重重包围崇山，焚毁村庄，420间古建筑和民房化为废墟。日军还把距离村子一公里的林山寺作为活体解剖实验场，原本宁静、和美的村庄眨眼成了人间地狱。

上田信结交了不少崇山村村民。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发起人、崇山村籍老干部王焕斌在向日本政府递交《崇山村要求日本国履行细菌战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后，曾给上田信写过一封信。当天，上田信摘录了其中一段：“日本军国主义违反国际条约进行细菌战和人体实验， 作为受害者，我们深深感受到战争给人民、国家带来的危害，中国和日本应该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反对反人类的战争行为。”

让上田信感动的是，王焕斌没有在来信中痛陈中国人民对日本加害国是怎么刻骨仇恨，而是“要求日本制止军国主义复活，不要再在中日之间挑起战争，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走和平道路”。

“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从义乌发出来，传播到世界各地。20年前在义乌发出的声音，今天又在义乌建细菌战纪念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持并担任翻译的王选，说着说着忍不住站起来，挥舞着双手，铿锵有力。

王选透露，上世纪90年代初，湖北、安徽、北京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给全国人大写信，或向全国两会递交议案，呼吁关注民间对日索赔。1992年3月，时任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对中国侵略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非常复杂，日本方面应该进行适当的处理。”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说：“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是两回事，民间通过正常的渠道提出赔偿要求是很正常的。”

“我们把它写入起诉状中，很受鼓舞。”王选说，细菌战跨国诉讼20年，除了受害者自身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王选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上田信眼中的王选是怎样的呢？

上田信展示的第一张照片，让王选大为感慨：“这是15年前，我那时头发是黑的，现在很多白了。站在我旁边的是细菌战义乌受害者，名叫张曙。”

照片拍摄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法庭门口，王选手捧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遗像，神情肃穆。当年，记者也站在旁边，和王选一起上街游行、集会控诉，细菌战受害者愤怒控诉的声音响彻云霄。

“王选是崇山村人，在上海法租界出生长大。三个兄弟姐妹中，她是长女，1987年开始居住在日本，对日本语言、文化、社会理解比较深，在日本辩护团和中国原告团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此外，作为文化翻译者，也起了很大作用。”

上田信，以及结束时主动上台“要求说两句”的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吉田邦彦一致认为：“王选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上田信还现场展示了王选和她父亲的照片。“王选的父亲在上海司法界工作，在金华避难时被日军抓住殴打过，王选从小就听父亲说战争记忆。”

照片中的王选只有两三岁，父亲抱着她，亲密得很。上个月，记者到上海出差，前往王选家中看望。王选和父亲的这张合影，就放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王选说，自己走上这条路，也算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

“王选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件是王选说，你们日本人说到战争，只说‘我打败了，美国打赢了’，从来不讲战争是对还是不对、正义还是非正义。听到王选这样对战争的描述，我感到非常惊讶。还有一件事情，王选告诉我：日本人讲‘美国人比我们强， 我们比美国弱，所以我们打败了’。日本人只有强弱、胜败这种概念，而从来没有战争是否正确、是否侵略这个层面的认识。我听了她的话，很受启发，仔细一想：噢，原来日本人确实是这样。

1998年，我问王选：为什么要参与细菌战诉讼？王选回答说：打这个官司，并不在于输赢，而是通过这个诉讼，让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受害者能够了解国际社会。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而且让他们在诉讼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学会怎样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最重要的。”

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

上田信专攻中国社会史，致力于中国农村社会历史研究，曾在南京大学留学两年。著有《传统中国》（1995年）、《海上帝国——明清时代》（2005年）、《鼠疫村落——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被害者之创伤》（2006年）等多部关于中国历史的日文书籍。自1998年5月起，上田信曾数次和王选一起前来义乌，就崇山村及周边村庄鼠疫受害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上田信最为瞩目的经历，是2000年11月15日，细菌战跨国诉讼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第17次开庭时，上田信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促使日本法院于2002年作出确认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日本国家责任的判决。也正是通过他，以及其他日本友人的共同努力，2005年，日本清水书院将侵华日军细菌战实战攻击的犯罪史实，首次编进了日本高等教育的世界历史教科书。

“作为专家证人，我要作证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理清崇山村鼠疫和细菌战的关系。”上田信从哈尔滨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遗址开始说起，详细讲解了细菌武器的来龙去脉。“细菌武器效果怎样？应该怎样进行攻击？哈尔滨是生产基地，浙江是试验场。细菌武器是怎样洒的？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雨下，菌液像下雨一样喷出来；还有一种是落下伞，漂浮物像伞一样地扔下来；再有就是鼠疫跳蚤，将感染鼠疫的跳蚤扔下来。这几种感染鼠疫的方法在日本各种文献中都有记载，试验的目的，是看效果，哪种投下的方法最好。最后证明，鼠疫跳蚤是最有效的武器。”上田信以深入的调查、翔实的村料，证明崇山村在细菌战之前，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鼠疫。“鼠疫要有地方传过来，这个地方从来没有鼠疫，它就不会有鼠疫，最大的可能就只有日军细菌战。”

正是上田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细菌战跨国诉讼一审宣判时，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不得不认定：义乌崇山村的鼠疫是日军细菌战所造成的。

“实证是调查的出发点，我们一定要用非常扎实的研究，做到证据确凿、铁证如山，让日本军国主义闭嘴。”上田信还为正在建设中的义乌细菌战纪念馆提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在他看来，展现细菌战之前村民耕作、收获、织布等怡然自得的农业生活场景非常有必要。细菌战惨无人道，摧毁一切，也葬送一切。

“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中日的交流，继续努力！”结束时，上田信恭恭敬敬地在签名本上用中文写下这句话。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学过两年中文的他，能用中文和人简单地交流。他希望义乌细菌战纪念馆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能进行反思的地方：要和平不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