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8日，盟军情报员破译了日本的一个绝密电报，这是日本运输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发给日本运输舰队指挥官的。电文中说：“由于日本劳工极端缺乏，热切盼望使用白人战俘。希望每艘返回日本本土的船只上面都能够搭载一些白人战俘（包括运输船和军火船）。”运输舰队司令要求日本交通运输部门的负责人提供每个月所需白人战俘劳工的具体数字（越精确越好）……日本交通运输部门的负责人要求日本运输舰队能够尽可能多地往本土输送劳工，要想方设法，比如说把白人战俘像货物一样堆在甲板上。

日本的工业部门如此急切地希望增加在他们厂矿、船坞里劳动的战俘数量，他们希望商船也能够像军舰一样搭载白人战俘送到日本劳动。开战之后，日本的很多商船被动员起来，成为日本政府的“辅助海军”。事实上一些日本的大公司有自己的商船队，特别是三井、三菱、川崎重工这样的大型财阀——他们成为白人战俘奴隶劳工的最大进口者，他们非常有效地用自己的轮船运回了新的奴隶劳工。

日本交通运输部门和海军运输舰队之间的急电在1942年9月发出之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战俘开始大规模地抵达日本本土。其实早在1942年月1日，战俘就被送到日本本土和占领区的日本公司的工厂里劳动了，当时三菱建造的阿根廷丸从关岛驶向日本，在甲板上搭载了400名美国战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平民。两天后，三菱建造的新田丸从威克岛取道马尼拉驶往日本、朝鲜和中国，它搭载了1500名战俘，绝大多数是美国人。

（改造成航母的新田丸）

在整个1942年间，白人战俘被持续不断地送往日本，9月8日的这份急电可以算作日本工业部门的急切呼吁，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工业部门需要更多的战俘劳工，以满足于日益增长的日本战时工业的需要，他们的工厂正开足马力满足日本战争机器制订的生产指标。

考虑到日本工业界的需求，东条英机在1942年6月25日召集战俘营的指挥官们在东京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宣布：“白人劳工和有技术的白人战俘要被利用来满足日本的工业生产需要。”

一个被很多人提及的记录显示，日本方面制订了多项训令分发给各个战俘营的指挥官，指示他们如何对待战俘以及使用战俘从事日本的战时工业生产——这份记录就是整个战争期间日本高层发给各个战俘营指挥官的各项训令的目录，这些训令已经找不到了，因为战俘营指挥官们接到的指令是“阅后即焚”。不过有份私人档案留存了下来，它包括14份文件，是从日本在台湾设立的台北战俘营的指挥官办公室里被意外发现，并被战俘秘密保存下来的，这个战俘营靠近金瓜石铜矿，战俘营中有1200名战俘，绝大多数是英国人，被强迫劳动，他们从1942年被强迫劳动到1945年。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这个指挥官焚烧了他所有的文件，并且纵火焚烧他的办公室。他想把与战俘相关的文件全部销毁。但是这份文件死里逃生，虽然被烧焦了，但是仍然可以勉强阅读。他被一个叫杰克·爱德华兹（Jack Edwards）的战俘在废墟中发现——当时已经到了1946年1月，爱德华兹正在为东京国际审判收集证据。绝大多数文件上的收件方都是日本在台湾设立的战俘营的最高指挥官，他也是日本在台湾的最高军政首领，他经常向东京方面索要处理战俘问题的训令。东京方面给他的答复，经常通过电台发送给台湾地区的所有日军战俘营的指挥官，最高指挥官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各个下属的战俘营的头目“刷新认识”，明确使用战俘从事工业生产是不可动摇的国策。所以台北战俘营的指挥官没有烧毁的文件成为揭露日本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工业生产的一份独特的强有力证据。

1942年4月2日，当巴丹半岛的战斗还在胶着的时候，设立在日本东京的战俘信息统计署的负责人，向台湾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发电：“请制订预案，我军将使用战俘在台湾从事工业生产。请尽量规划，尽可能多地让战俘在台湾从事工业生产。请你立即提交台湾工厂确切需要使用的战俘的数量清单。”

5天后，也就是4月7日，日本战俘信息统计署的负责人又给台湾方面发电：“我们这次大约需要两三千名战俘……但是东条首相要在民用企业中也使用战俘从事生产，所以……我们需要的数字是7000人。”

（东条英机，1941年组阁，接替近卫文麿任日本首相）

4月29日，战俘信息统计署的负责人又发来了新的电文：“军队要承担控制和管理战俘的责任，也要负责修建战俘营的各项设施，对于这一点，你们不要抱怨……要当作一种义务。对于那些使用战俘从事生产的工矿企业，你们要加倍留心。（战俘信息统计署的署长在这句话上加了着重号。）使用战俘从事工业生产将成为你们最基本的日常工作之一。”

在1943年8月之前，战俘信息管理署对于使用战俘从事工业生产一直在吹毛求疵。该部门给台湾日军首领发来了新的训令：“不要把那些不服从管理、不愿意从事工业生产的战俘军官送到日本本土来。”（在《日内瓦公约》中是禁止使用战俘从事战时工业生产的）该机构还要求各战俘营指挥官：“不要给本土送来那些东西混血的白人战俘，因为这些混血儿看起来像东方人。”换句话说，只有白人才应该被送到日本本土，这样将最大限度地减少白人战俘在日本的逃亡。因为白人战俘即使逃跑了，也好辨认，他们跑不掉。

在战争结束的最后几个月内，战俘们经常被日本本土的工矿企业强迫着超负荷工作，以生产日本战争亟须的那些工业原料和成品。这种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让人心智错乱。战俘信息统计署的训令中如是说：“现在形势严峻，需要战俘劳动力拿出最高的效率来从事生产，战俘进行生产的时间要视各家企业中从事生产的战俘的实际状况（战俘的工种，工作的难易度，劳动力的需求度，季节，战俘的健康状况和当地的工时）而定。你要直接指示各战俘营的指挥官，是否要延长3小时的工时……战俘的工时要保持弹性。此令。”

日本大量使用战俘从事战时工业生产最大的障碍在于运送战俘。他们使用不带有任何红十字标记或者有关战俘的标记的船只来运送战俘，他们强迫战俘从事战时工业生产增加日本战时工业产量的做法都是违反国际法的，日本政府也曾宣誓拥护这些法律。早在1907年，当时领导世界的列强，包括日本，都同意禁止使用战俘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修路和耕作——而且战俘也不能用于任何与战争相关的工业生产上。更有甚者，《海牙公约》还强调要向从事生产的战俘支付工资。

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继承了上述条款，它的第31条明确规定：“战俘不能从事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工业生产。”但是显然这一条款与日本的政策相左。1946年东京国际审判上的证据证明（东京审判从1946年开始持续到1948年11月）日本对于使用战俘政策的逆转是在1942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发生的。前首相铃木在审判上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回忆说，战俘信息统计署的署长谷村美喜夫（Mikoi Yamura）说道：“虐杀已经抵达日本的战俘是与《日内瓦公约》的精神违背的。”战时首相东条英机打断他：“废话！他们必须作为强制劳工！”

（海牙公约影件）

在战时日本，很难找到一家工厂不从事与战争直接相关的生产。所有战俘都是因为增加日本战时工业的产量的目的被送到日本的。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从事的修建水坝和公路的工作也是为了增强日本战时实力的目的。几乎所有的战俘都因为从事繁重的战时生产而身心严重受损，1945年8月19日，麦克阿瑟将军在马尼拉收到了一份地图，地图上标记着已经确定的94家使用战俘从事战时生产的工厂地点——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日本政府提供这样一份地图，这是他接受日本投降的条件之一。这份地图上标记着：战俘营及使用战俘从事工业生产的厂矿位置图。随即开展的调查又确认了33座战俘营，确认了总数多达127家的使用战俘从事战时工业生产的工厂的名字——这只是在日本本土的数字。据统计，在日占区内，单单是白人战俘，被送到至少169家的工厂中从事强制劳动，他们都是奴隶劳工。

那些被送到日本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俘，对于他们在日本工厂里从事工业生产的记忆终身挥之不去，他们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这是所有盟军战俘在被俘期间无时无刻不在担忧的梦魇。54年后，美国海军“休斯顿号”巡洋舰上的幸存者罗伯特·奥布瑞恩（Robert O’Brien）在提起他在日本工厂劳动的那段生活时，声音仍然因为愤怒和激动而颤抖，1999年他在纽约市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你根本不能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日复一日地，你都在为敌人生产用于杀害你自己兄弟的枪炮。”在他被俘期间，他有5个兄弟参加了美军，在对日作战。

等这些白人战俘来到日本的工厂，他们知道了为什么他们的“服务”被工厂主们“热切盼望”：因为日本几乎所有的技术工人都被征调参军，当地工厂只能使用年纪很大的男性和女性——绝大多数是农民，进行生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工业技术，而是因为他们非常缺乏教育。与这些日本工人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战俘们发现，很多日本工人，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日本工人，都是文盲。日本工厂主们根本不指望他们能看懂机器的操作教程，让他们操作比较复杂的机器也是奢望。所以日本的工厂主们一看到日本帝国军队俘获的大量白人战俘就两眼放光，他们希望每天都能送来几千人充实他们的生产一线——他们知道，这些白人战俘中有大量经过培训的机械师、蒸汽管道工人、工程师和造船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