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

今天的日本陆上自卫队，浩浩荡荡的车队出门救灾还得礼让行人和支付过路费。国防开支里恰恰没有过路费，车队只能走不付费的道路，且尽量在夜深人静少车的时候上路。

战后至今，自卫队仅有两次免费通行的机会，1995年阪神大地震、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这么有礼、这么弱势的武装力量，不是天然长成的，而是在经历二战惨败、投降缴械、解散后重生而来。

遥想1933年，一个陆军小兵在城市里走路闯红灯，就能引发军队和警察大战一场，最终军队占据上风。那是日本军队最威风凛凛的时刻，也是将国家拖向毁灭深渊的初始阶段。

关乎到皇军威信无小事

1933年6月17日中午11时，大阪市北区天神桥筋六丁目的新京阪铁道前的市内轻轨交叉点，陆军第4师团步兵第8联队的中村正一一等兵正处在假期中，急着去看电影的他走路闯了红灯。交通巡查（交警）户田定夫看到了，27岁的交警拦下了24岁的士兵。先是警告，警察随后把士兵拉到曾根崎警署里。

两人发生了争执，升级成警署内打架。士兵的左鼓膜被打破，三周后治愈；警察的下嘴唇受伤，一周后恢复。单个警察与士兵互殴，本是一桩普通的都市新闻，按照1932年2月内务省发布的《关于宪兵和警察官联络协调之事宜》，警察与宪兵合作就能轻松解决这事。孰料，剧情出现升级，军部决定利用这次事件来压倒警察。

就近的宪兵队闻讯后立即杀气腾腾来到警署，接走犯事的士兵，随后发表声明谴责警察公然侮辱帝国军人，发誓要跟警察斗到底以争口气。

中村的说辞是：“我没有注意到红灯，走到了路中间，才发现是红灯。在马路前停了下来，但发现有汽车来了，觉得危险就过了马路。户田巡查马上就跑过来抓住了我的脖子。我说：‘太不像话了，放开我！’但他不听，他想立即把我带去派出所。于是我又说：‘我会跟着你去，先放开我！’但是，他还是不听，所以我就用力挣脱了。巡查从前面拽住我的上衣一直把我拉到了派出所。这时我的衣服扣子全都掉了。过路的人看到这些，就说：‘不要对军人无礼！’于是和户田吵起来了，我被他打了。我为了躲避而撞倒了他，所以巡查的第二个扣子掉了。”

户田陈述的事实则是另一回事：“我看到有军人要闯红灯，我向军人提出了警告。但他不听，还继续往前走，所以我就要求他去一趟天六派出所，想好好警告他一下。他却突然给我的下巴来了一个上勾拳，使我受了伤，两个星期后才治愈，还扯下了我的第二个扣子。就算对方是军人，我想我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错。”

两人截然不同的说法，都刊登在6月18日的《大阪朝日新闻》上。

不巧的是，事发当日，步兵第8联队联队长松田四郎和曾根崎警察署署长高柳博人都不在岗位上，事情只能越级上报，加速闹大。6月18日，师团参谋长井关隆昌大佐发表火药味浓浓的声明：“此事绝非一个士兵和一个警察的普通事，而是关乎到皇军威信的重大问题，警察应对此道歉。”

“中村一等兵完全没有抵抗，假如做错了事交给宪兵队也就完事了。”军部在6月22日发表长篇声明为中村撑腰，“这是警察对皇军中的一员的非法暴力行为，也是关系到皇军感情的重大事件。”

警方毫不客气回击：“军人和警官打架虽然是很遗憾的事情，军队是帝国的军队，警官是帝国的警官，都承担着国家的重大责任。就这一点来说，其责任没有轻重之分。”

案件被移交给大阪地方检事局，即归地方上处理。军队的嚣张跋扈，导致大阪府知事县忍和第4师团师团长寺内寿一公然决裂。

借此明确军人特殊地位

陆军哪里肯轻易罢休，7月18日，有军队撑腰的中村以伤害罪、名誉损毁罪、职权滥用罪、对公职人员施暴罪等罪名起诉户田。警方也不客气，公布中村先后7次违反交通规则。就在这一天，高柳博人因压力过大而生病住院。寺内寿一得知警署署长住院消息后，为释放善意，派井关隆昌去探望。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高柳博人进医院10天后就病重去世。

最倒霉的人，当属闯红灯事件目击者——高田善兵卫。军队和警察都想让他改口供，一介平民活生生夹杂在日本最有势力的两大团体间。两边都是巨大压力，两边都得罪不起，他最终选择了自杀。

军部一口咬定，处理结果只能是户田警官道歉和遭处罚，警方当然不同意。事情陷入僵局，最终只能由国家最高领袖天皇来破局。天皇闲来无事向陆军大臣荒木贞夫问：“大阪的信号灯事件进展如何？”荒木赶紧联络掌管警察的内务省，急着解决掉事情，给天皇一个圆满答复。

11月18日，继任的曾根崎警署署长和步兵第18联队联队长握手言和，摄影师在这一时刻按下快门。事件带给公众的感受，是军队胜利了，警察屈居下风。

第4师团在10月20日的《大阪朝日新闻》上宣称：“军部对本事件特别关注，是因为想要唤起政府当局的注意，表明皇军建设的本意，明确军人的特殊地位。”警方的同一日同报纸声明就显得软弱多了：“以往关系都很好的两者出现了这样尴尬的事情，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今日，很高兴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

大阪信号灯事件后，但凡警察遇到军人违规现象，一律将犯事者带给宪兵队。“自从警察向军部屈服以后，国内就没有什么能抵抗军部的力量了。接着，军部开始逐步构建战时体制。”日本新闻史学者前坂俊之哀叹这段历史。

闯红灯事件中，日本媒体的态度值得玩味，他们或者当“理客中”和稀泥，或者轻描淡写批评军部几句。但也不能怪媒体，他们对军部的恐惧日益加深。

如《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小林信司就敢于维护警察，向军部猛烈开火，但他遭到宪兵队的多次骚扰。凶神恶煞，故意把军刀弄出咔嚓声的宪兵，厉声质问他，要求说出信息来源。“你认为陛下的忠诚军人重要还是内务省的雇佣人员重要？不听军部的话就等着去坐牢吧！”言外之意即军部这些年来的立场，军人有优先于警察和国民的权利。有几人能经受这样的恐吓和刁难，逐渐的，批评军部的声音越来越少了。

这场军警大战中，批评军部最狠的媒体，应该是《信浓每日新闻》主笔桐生悠悠。这位老牌记者、评论家在1933年7月7日写评论：“任何人都有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军人也不例外。当他在公共生活中作为军队或是军队中的一员行动时，才是‘皇军’，直接在‘统帅权’的保护下。”不过，当他下个月发表《嗤笑关东防空大演习》时，他通了大篓子而闻名全国。当地在乡军人会发起抵制《信浓每日新闻》活动，他被迫离开报社。

军人曾是弱势群体

难以想象的是，日本军人在此前几年还是弱势群体。

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尽管暗流浮动，但日本社会总体上充满和平气象，自由主义盛行的大都市里一度出现抑武行为。身穿军服成为不光彩的事，仿佛原罪。如在东京和大阪，有人会在电车上当着军人乘客的面故意谈“军人为什么要坐电车”，并对着军人瞪白眼。新闻界常用“军阀”一词来称呼军队，军人佩带的西洋式军刀（自1867年明治天皇禁止佩携日本刀后，日军到1934年才恢复日本刀）也被城市居民所厌恶。

1925年5月，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砍掉了四个师团，社会惊呼“军人的寒冬时代”降临。

陆军和海军一度成为“弱势群体”，甚至出现身穿西服去海军省上班，进办公室后再换军装的做法。“一般国民起来剥夺军人的特权，这是过去不敢做的事。他们这样蔑视军人，自以为就可以呼吸到自由阔达的空气了。”日本外交界重臣重光葵说。

抑武现象的大背景，是一战后国际和平主义气象盛行。不过国际潮流只影响到西化的大城市，作为士兵供给源主体的农村基本不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还极力抵制来自城市的“糟粕”。城乡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更是诱导农民敌视市民和知识分子。

持续的经济沉闷以及大萧条最终一击，让台上的政党内阁成为替罪羊。经济穷困、社会动荡，越来越多挣扎在痛苦中的国民，开始视政党政府是“道德败坏的政党领袖和同样腐朽的大企业主之间的邪恶联盟”。充满错误理想主义激情的军人，坚定了以极端手段取缔政党政治、改造国家的信念。而对于军部势力的抬头，政党一直缺乏制约手段。“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的心头最大痛处，却是大萧条时期日本人听来最激动人心的消息。一夜间开拓这么大片国土，军人受到了国民的热烈欢迎和衷心尊敬，他们终于可以再次抬头挺胸做人了。军人目空一切的气氛顿时弥散，他们开始称国民为“地方人”，叫西服是“商人服装”。

到了这一天，国内尚能跟军部叫板的，只有规模也庞大的纪律部队警察了。警察成为了军部的眼中钉，军部势必要想方设法尽快除去警察势力。待1936年2月26日，参加“尊皇讨奸”兵变的士兵干脆占领了警视厅，公布剥夺日本警察执法权。警察用手枪抵抗，当即被叛军火力压住，叛军用步枪、轻机枪射杀10多名警员。

这便是震惊世界的二二六兵变，它是1930年代日本军队暴走、一手实践政治恐怖主义的巅峰。从1930年至1936年，日本经历了20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4次政治暗杀、5次有计划的暗杀、4次未遂政变。所有不幸事件，多少与陆军有关，陆军借此获得了支配国家的力量，闯红灯事件正是过程中的一脚步。

(参考资料：《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日）前坂俊之/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