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关注点狭窄到不可思议。

——施一公

我们全民抢房的时候

日本人在抢诺贝尔奖

文 | 群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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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又获得诺贝尔奖了！

当地时间10月1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 Allision）和日本的本庶佑（Tasuku Honjo）共享奖项，以表彰他们发现了抑制免疫负调节的癌症疗法。

这是日本人连续第五年获得诺贝尔奖（2014年物理学奖，2015年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年生理学或医学奖，2017年文学奖，2018年生理学或医学奖）。

更可怕的是，日本人正在把一项匪夷所思的计划，变为现实。

2001年，日本内阁推出“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日本要在21世纪前50年里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或者有什么“惊天阴谋”。然而，事实上，仅仅用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日本人就完成了计划的三分之二！——在迈入21世纪的最初18年里，已有18位日本科学家（含两位美籍日裔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另外还有一位英籍日本人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速度，已将过去的诺奖强国英、德、法甩在身后。除美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中，只有三位最高学位来自海外，也就是说，90%获奖者，都是在日本成长起来的，这与华人世界获奖情况，形成反差。

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全名单

（类别、年代、获奖者、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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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奖

1949

汤川秀树（大阪帝国大学理学博士）

1965

朝永振一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博士）

1973

江崎玲于奈（东京大学理学博士）

2002

小柴昌俊

（罗切斯特大学博士、东京大学理学博士）

2008

小林诚（名古屋大学理学博士）

益川敏英（名古屋大学理学博士）

南部阳一郎（美籍，东京大学理学博士）

2014

赤崎勇（名古屋大学工学博士）

天野浩（名古屋大学工学博士）

中村修二（美籍，德岛大学工学硕士）

2015

梶田隆章（东京大学理学博士）

化学奖

1981

福井谦一（京都大学工学博士）

2000

白川英树（东京工业大学工学博士）

2001

野依良治（京都大学工学博士）

2002

田中耕一（东北大学名誉博士）

2008

下村修（名古屋大学理学博士）

2010

铃木章（北海道大学理学博士）

根岸英一（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

生理学或医学奖

1987

利根川进（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博士）

2012

山中伸弥（大阪市立大学医学博士）

2015

大村智

（东京大学药学博士、东京理科大学理学博士）

2016

大隅良典（东京大学理学博士）

2018

本庶佑（京都大学医学博士）

文学奖

1968

川端康成（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

1994

大江健三郎（东京大学文学部）

2017

石黑一雄

（英籍，肯特‍大学，东安格利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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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奖

1974

佐藤荣作（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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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成就，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从根本上讲，对科技与教育的重视一定是基础：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面对着严峻的经济形势之时，日本政府用于研发的费用投入比例的攀升速度，方之全世界，大约也只有韩国可以比拟。有数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日本国内用于科研经费的支出，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居发达国家首位。

比科研经费更重要的，是日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短期内相对比较少受到诸如考核和评价等等干扰，可以相对长期地从事学术研究。在日本，有固定教职的高校教师，一般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科研成果产出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而这个“一段时间”，有时候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始于1954年，持续长达61年的关于果蝇进化的生物学实验。

日本的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参与管理、评审，而是由专业机构进行。高校等科研单位，对学者的珍惜与爱护，体现在许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策上。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者下村修，1960年以一名进修生的身份，被名古屋大学破格授予理学博士学位，正是因为这张文凭，下村修随后才得以前往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最终发现绿色荧光蛋白，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国家投入、科研环境、国民教育、民族性格种种因素，扭成一股巨大的绳结，将日本的科学水平提升到了国际数一数二的地位。而最关键也最亟需改变的，也许是每个个体本身。

2016年诺奖得主，在获奖前长达25年的学术长跑中，经历了博士毕业找不到工作、研究受挫、转专业、独自缩在小实验室长达九年无人问津的学术生活，最终坚持到见到曙光的那一刻。这样的事例，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民族精神，对日本人进军科学高峰上的影响。

03

经济全球化最本质的实力，终归要体现在贸易能力和效率上，技术和人才，是最好的通行证。日本固然有社会结构和文化心态上致命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和高技术能力，或许是一个两难的组合，但反观中国，能在所有媒体平台引发一波又一波舆论的热潮，经久不衰，魅力不减的，大概只有一个：房地产。

无论中产阶层“房奴”光鲜外表背后小心翼翼的辛酸，还是社会底层“求做房奴而不可得”的哀叹，甚至在财富与阶层食物链顶端的人，以鄙夷世俗心态的姿态说“买房”的理想主义自负，在在都说明房地产在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与社会心态中的核心影响力。

并不是说，日本人屡获诺贝尔奖，就比当下的中国人房产刚需来的重要。只是不要忘记，120年前，中国第一轮现代化的启动，就是导源于我们对这个蕞尔小国神一般崛起的惕励。120年后，在全民谈房之余，分一点心思了解一下日本人是怎样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还能创造这样的科技奇迹，对中国的未来不无裨益。

而是多年前，疯狂的地产泡沫，确实给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创伤。但即便那个时候，日本也已基本构建了世界一流的技术体系，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可以说，日本的债务附着的资产是技术产能，中国则是土地产能。大跃进式的跨越升级投资，有多少真正流入创新研发领域，要打个问号。接下来，面对地产泡沫的尾声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拿什么来应对未来？

04

1987年9月21日，52岁的河南驻马店工业局干部施怀琳，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在医院的急救室里，施怀琳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等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施怀琳已经没有血压，没有心跳——他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

施一公与父母

20多年以后，施怀琳的儿子、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在讲演中，回忆起这件事对自己价值观的打击。他说自己曾经想过报复见死不救的当值医生，可是自己后来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施一公感叹：

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你可以说，施一公的感慨，是成功者典型的理想主义的“虚妄自负”，你也可以说，在房价与限购的双重压力下苟延残喘，已然是中国人最惊心动魄的无声控诉。但我们依然坚定的相信，这个社会有更加丰富和多元的话题，值得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本身的人，花哪怕一小点时间，去严肃的思考，无论你有房还是没房。

说到底，没有哪一个行业可以真正万年不倒，但是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与工匠态度可以。创新与技术，不会轻易产生，也不会轻易消失。全社会持续研发，一定会造就未来的有效资产；全社会的持续投机，只会挥霍掉原本就不多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