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 ,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及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获奖,以表彰他们“通过抑制负免疫调节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发现”。
现年76岁的本庶佑为治疗癌症造新药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他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得知了自己获奖的消息。至此,进入21世纪以来的18年,日本人拿了18个诺奖,距日本2001年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已实现大半。
日本何以在科学方面有如此令人惊叹的成绩?日本人如何看待这一点?日本的教育和中国的有什么不同?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高益民教授,他多年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日本教育问题研究,对我们提出的一系列日本教育问题,娓娓道来,侃侃而谈。看完这篇访谈,相信大家会对日本教育与中国教育改革,有进一步的思考。
问题一:“钱学森之问”一直是困扰中国高校教育的一个谜团,而日本似乎在这一点颇有建树——从诺贝尔获奖人数上来看。您觉得日本在这点上比较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在哪?
回答: 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人的反应似乎更强烈。日本人当然都很高兴,但媒体因此而对日本教育制度表达自信的并不突出,特别是很少有人拿这件事与基础教育相联系。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小学阶段的教育,并不是为了培养个别的高精尖创新人才,而是培养绝大多数的国民,当然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创造性,。日本人对培养创新人才的培养提的少一些,主要是还是提每个人的创造性的培养。在中小学,则特别培养孩子的协作精神、秩序观念、自律能力(当然也包括创造性)。
不过,诺贝尔奖公布之后,日本的媒体也会去采访这些诺奖得主和亲戚朋友,但似乎他们更关心,这个诺奖得主中学参加过哪个俱乐部或者社团?打篮球还是踢足球?年轻的时候都有什么兴趣爱好,还参加哪些其他活动。很少从这些诺奖得主本人的经验之谈来看,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奖当做毕生追求,得奖只是他们做科学研究的一个附带的结果,他们通常都强调,做科学工作的没有人是为了做诺贝尔奖去工作的。所以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会反对国家有意识地拿出一部分钱去打造某个团队,取得某项成果。他们觉得这是违背了科学精神的。这几年,诺贝尔奖获奖者也不只是京都大学、东京大学等少数传统名校名校,地方一些好的大学也培养出了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
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需要很多条件,比如社会宽容、学术自由,当然还有国家的投入。以平静的心态面对诺贝奖,不是一味地为了得奖而得奖,这种社会氛围需要长期的积累熏陶。 日本的很多诺奖得主都感谢大学给了他们比较充分的自由——课题研究努力做就好,不出成果也不要紧,因为科学研究就是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这个环境或许在拿诺贝尔奖上是比较重要的原因。
问题二:我们平常会听到两种关于日本教育的声音,一种说日本教育非常严,冬天小孩子穿短裤在户外活动,培养吃苦耐劳的本领;另一种说日本教育很轻松,是“宽松教育”,两者似乎有矛盾,您怎么看?
网传日本小朋友冬天的“短裤训练”
回答:这里可能有一些误读。
冬天穿短裤,对日本老百姓而言谈不上什么挫折教育,更没有中国一些媒体说的那样是为了弘扬“日本精神”或“大和精神”,其实让孩子少穿只是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日本老百姓普遍觉得少穿衣服有助于身体健康,特别是孩子少穿不易感冒,加上日本多数地方冬天的气温没有中国北方那么冷,所以日本的孩子冬天也常穿裙子或短裤。这和中国人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医学和保健理论总是强调,吃的喝的一定要是热的,穿的也也一定要暖的,特别是在北方,家长们普遍认为是穿得越保暖越好,所以会穿多一些。。
但是日本的父母通常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增强孩子的身体素质,这是没有疑问的。前不久那个日本小朋友跳箱的视频就很说明这一点——日本的家长和学校都很鼓励孩子的体育锻炼。但中国这些年因为是独生子女政策,家长对孩子的疼爱过度,学校也不敢大意,怕惹麻烦。这样一来,学校体育就跟不上了,有时因为一个学生出的一点小事,学校整个学期的体育课都受到影响。近几十年我国学生体质的持续下降已经开始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日本小朋友“跳箱”视频,孩子们相互鼓励
但加强对孩子的综合教育,包括生活能力上的训练,这和“宽松教育”并不矛盾。日本的“宽松教育”,主要就是针对过去学校教育过于偏重课堂,强调知识灌输,导致学生压力过大,无法开展创造性地学习、发展个性而提出的,提出要给学生减轻知识方面的压力,更加“宽松”一些。但对于品格教育、身体锻炼,不存在“宽松”的问题。
问题三:日本学生有没有学习压力?和中国孩子的学习压力比较有哪些不同?对中国减负的主要借鉴意义是什么?
回答:学习压力在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在我们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原因很多,比如与我们的社会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相对有限,但我们的人口众多,独生子女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又比较高。大家都想通过争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达到未来得到更好的社会资源的目的,所以学生的学习压力很大。
日本的学生压力大一直是个社会问题。以前日本的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如果能进入一个大企业,例如松下、索尼等,一生的饭碗就得到了保障;与之配合的还有“年功序列制”,就是根据工作的年限来逐步升级工资。职员到了40岁自然会有40岁的收入,到了50岁自然会有50岁的收入,非常稳定。但问题是进去以前的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为了得到一个终身雇佣制的岗位,日本的学生们也是拼命学习,要上好大学,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但近些年来,日本社会也有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人口的持续下降以及经济变化所导致的就业特点的变化。少子化使日本进入到了“大学全入时代”,只要你想上,当个大学生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当然上好大学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此外,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工作形式更加多样化,除了稳定的大公司,大家的选择空间也比较大,有些人甚至更喜欢灵活的就业方式,那种一定要进大企业的压力在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学习压力也在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与我们相比,以往所说的“考试地狱”那种恶性竞争已经算不上很大的事了。
当然我们国家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一些趋势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例如随着国家迅速的发展,教育的总体资源也越来越丰富;又比如二孩生育的放开,以后家里不只一个孩子,家长的育儿观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也都会带来更多的变化。
其中,家庭教育理念的变化还是比较重要的。现在很多家庭的孩子,从客观条件看不需要发愁出路的问题,但好多家长群里的氛围还是在暗自较劲,比拼教育投入——“别人的孩子上了好几个班,我家的才上了一个,怎么办?”诸如此类,构建着一种群体性焦虑。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成绩排名往前提一提,做了很多非理性的事情,给了孩子很大压力,损害了孩子的心理健康,代价是很大的。但不少家长甚至还认为,只要是考上了好大学考出好成绩,这些小的心理创伤是可以慢慢恢复的。但实际并不是,一张被揉皱的纸怎么可能再摊平呢?很多学校也还是这样,为了提高一分的成绩,牺牲一个假期的现象仍然存在。
问题四:日本不同阶层家庭的学生在受教育的问题上差异大吗?在促进教育公平的方面,日本做出了哪些努力?
回答:在日本社会,首先有个比较显著的社会特性,就是有着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贫富差距相对较小。日本有一个口号,叫“一亿总中流” ——也就是说,日本一亿两千万的人口,但其中的一亿人是中产阶级,顶层和底层的人数相对较少。
但是,阶层间的差异总是存在的。比如房价就有区域差异,地势高的地方即使发生海啸也不会被淹,地价就高一些;有些海边地势低的房子地价就低一些。经济状况会影响人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居住。那么就会有社区的贫富差异,学生生源也会有所不同,因为家庭条件不一样,文化资本不一样,学生素质就会有差异。这些问题是社会问题,学校没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
但学校教育可以尽量地为所有学生提供相同的教育环境和条件,一定程度上减弱社会经济条件对孩子学习的影响。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比如师资的均衡化,在日本叫做“广域人事”,例如爱知县的教师是由爱知县教育委员会来录取,再分配到各个学校的,工作后的教师也是在县内流动的。其他方面的教育资源也是如此,县里无论哪个区域内的学校,样子都差不多,校园设施也都比较齐全。教师和其他教育资源的大区域统筹分配,至少保证了区域内的教育公平。
中国也在尝试采取这些措施,但因为国情不同,实施的情况不太理解。在很多地方,教师名义上是隶属于市教委的,但实际上某个学校的老师就是某学校的,很难流动起来。 由于学校差异大,所以学生反而会想方设法进行流动,从一个学区换到另一个学区去。
由于学校间的差异不大,所以日本的“学区房”概念不像我们这么强强。反而,一些房价较高的地区的家长还想让孩子转到房价较低的地区,因为那里的家庭收入较高,孩子可以接受的校外资源也比较多,竞争比较激烈,反之房价较低的地区竞争就没有那么激烈。
问题五:日本民办和公办学校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日本校外培训机构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回答:日本在义务教育阶段基本都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基本上集中在高中、大学。极少的一些义务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是为了满足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人群以及其他特殊人群需要的,比如教会学校等,但比例是非常小的。高中阶段的私立学校比例会高一些,到了大学阶段私立的就占了主体。
日本的校外培训机构始终是蓬勃发展的,这些校外培训和补习机构一般通称为“塾”。
有些人认为,校外培训机构的兴起是和“宽松教育”有关系的,因为课上学习的内容少了,就只能通过课外培训机构补充。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宽松教育”实施以前,日本的这些校外培训机构就已经很发达了,宽松教育期间的培训机构无非是一种延续而已。
不过,随着教育理念的变化,“塾”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课校外培训机构本身是一种服务,有些“塾”会有意识针对每个消费者调整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学校教育做不到的事情。义务教育还要要完成国家的的使命,而补习班只是服务于每个学生。所以塾的这种个别化教学也受到不少人的欢迎,也有不少学生更喜欢课外的补习班而不是学校。
补习班的存在,和是不是宽松教育没有关系。根本地说,只要人的差异存在,而教育资源的投入又能帮助人实现阶层流动,那么加上亚洲文化的影响,补习班就很难根除。 在日本,国家也不会出面管制这个事。
问题六:在高校选拔机制上,中日两国有什么差别?您怎么看待这一机制的差别?
回答:日本进国立和公立大学要经过统一考试,而且考试的科目也比较多,有六七门。这几年日本也在进行高校入学考试的改革,从考试机制而言,弹性越来越大。
日本的大学有国立、公立和私立之分。国立类似于我们的部属院校,由国家财政举办;公立类似于我们的地方院校,由地方公共财政出资举办。要报考国立和公立高校,首先要参加国家统考。考过了第一关之后,再去参加每个学校的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由所报考的学校组织,往往是各专业进行小论文和专业面试等各种形式的考试。
如果报考的是私立大学,一般不需要参加全国统考,直接到学校参加考试就可以了。有些学校的考试时间还是重合的,这就需要考生自己协调选择学校。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名古屋大学、北海道大大学、东北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等国立大学等一批国立大学质量很高,不少出过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一些私立大学很有名,如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上智大学等,都是有传统、有特色的私立大学,有些学生会选择这些私立大学。当然,多数学生则是由于国立大学和公立大学规模有限而只好选择学费偏贵但水平一般的私立大学。但总的来说,现在上大学已经不是压力,压力在于要上好大学。
日本和中国都在探索高校选拔机制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力度大,但与此同时也就比较显得冒进。 我们主要是想想通过改革高考形式,比如“文综”“理综”“文理不分科”等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日本的改革相对比较缓慢,还是用渐进的、微调的方式。
高考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如可以多次考试,选取平均成绩或者最好的成绩。像美国,一部分重要的考试已经社会化,由专门的考试公司负责,学生可以一年当中考多次,最后拿考试的成绩去申请学校。但日本和中国都有不同的国情,恐怕很难简单地做到。
问题七:日本中小学的老师的工作压力大吗?压力主要来自于哪里?
回答:日本的中小学不太有收入和职业安全焦虑。因为日本中小学教师多数是地方公务员,收入中等偏上,比较稳定,教师职业也比较得到社会的尊重。
如果说压力的主要来源,最大的可能是工作时间长。这是日本的一种教师文化,教师每天可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学校要求老师既能够带班,又能够带社团,很多教师也以此为豪。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加班都是不给加班费的,老师们都是白白加班。教师工会为此与政府进行过多年的斗争。但反过来说,日本的教师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抱怨这些,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说明多数教师还是热爱这个职业的,责任感也是很强的。不过长时间的占用也是一大问题。
我国的教师的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都是一个孩子,家长对学校的要求也比较高,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在大大压缩中国教师的业余时间和私人空间。 比如一些家长通过电话、微信、QQ随时随地找老师,不管在工作时间还是休息时间,甚至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很多学校也要求教师必须公布私人手机,不少教师的确是心力交瘁。
日本很多学校不公布教师私人手机,家长可以找教师沟通,但只能是在工作时间,但工作时间也是有很的,例如日本的小学都是全科教师,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半左右教师一直都在教室上课,午饭都要和孩子一起吃。等到下午放学把孩子送走以后教师才可以喘口气,但这时往往还要进行教研活动、备课、批改作业等。这段时间给教师打电话。日本小学教师现在还坚持家访,家访时也可以沟通。沟通非常重要,信息充分、意见交换、情感交流可以促进教师和家长协调配合教育孩子,但是过多的群内交流造成信息泛滥,有的扭曲事实,有的构建焦虑,有时徒劳无益地增加好多额外的工作负担,这也应该引起注意。
问题八:您对中国基础教育生态的改善有什么建议?
回答:教育生态只不过是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社会生态不改善,只提教育生态的改变,其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学校教育要承认这个现实,不要负担过多本来不该教育承担的事情。
但是教育内部的事情还是要做好,激发教师的内在动力、促进教师更全面地理解教育和更全面地提升教育能力,是重要的关键。但可能核心问题还是在决策部门,比如负担减不下来,一部分原因就是标准偏高导致的。教育内容的要求超越了孩子的实际,而要求教师都教会教好,只能是为难教师,也让孩子和家长处于焦虑与忙乱之中。
当然,学校教育之外的问题也需要逐渐解决。例如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心态或许还需要一些调整,尽管这个调整相当困难。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人人都焦虑,稍微遇到一点事儿就急三火四的,生怕自己或者孩子没做好,天天盯着别人的孩子,什么都怕落下了、丢下了。当社会弥漫着一种不稳情绪时,无论改什么都很难成功。教育更需要沉下心、定住神,才能发现问题并尝试找到新的路径。
来源: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