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广场协议”又受到广泛的关注，不少学者强烈呼吁中国要避免签订类似的协议。本文通过对战后的日元汇率变化情况的回顾分析后认为，“广场协议”实际上推动了日元汇率向市场均衡回归。日本20世纪80~90年代经济指标显示，“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不良影响被很多人夸大了。“广场协议”作为一种和平解决的方式，是值得中国参考的

战后日本汇率变动回顾

在二战中日本战败，日本国内很多重要城市受到战火摧毁，经济受到重创，物资短缺，消费乏力、物价暴涨。在这样的一片废墟上，日本经济通过重建实现了再度崛起。从英法德日意等传统的发达国家在战后重建和经济迅速恢复及发展的状况看，教育和科技基础确实是一国最重要的竞争力。

教科书对于日本后来的经济重新崛起基本上罗列了如下几个原因：一是美国在日本推行了非军事化的社会改革；二是美国从冷战的全球战略需要，扶持日本发展；三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在日本的军事采购，推动了日本的发展；四是日本实行适当的经济政策，注重发展教育和科技。以上无疑都对日本战后的发展提供了解释。不过，通过日元汇率的走势，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日本经济再度崛起的过程。

大体上日元汇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急剧贬值阶段(1945~1949年)

日元汇率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属于政府管制汇率，1945年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15的水平。价格管制肯定带来黑市，因此会有管制汇率和黑市汇率之间的差异。战后物价暴涨的结果，导致日元在黑市的汇率持续大跌，倒过来也推动官方管制汇率下跌。1946到1949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分别跌到1:100、1:150、1:200和1:270的水平。

联系汇率阶段(1949~1971年)

1949年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指导之下(有双方的博弈因素)，将日元与美元挂钩，将汇率设定在每一美元兑360日元。这一联系汇率维持到1971年。日元汇率因素在这短时间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首先，当时日本的失业率很高，劳动力便宜，把日元确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下较充分地体现了日本国际竞争优势。这一段时间是日本高速成长时期，平均GDP增长率8.7%，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保持两位数的水平。

其次，联系汇率等于提供了汇率风险保障，经济参与者在参加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时不需要考虑汇率风险因素，在恢复性和追赶性增长中可提供一个较好的环境条件。据学者考证，美方一开始要求把联系汇率水平确定为330日元，后来考虑到未来较高的预期通胀率，把挂钩汇率改为360日元。美国当时这么慷慨，很可能也出于占便宜的心态。毕竟，按照一般人的思路，日元汇率定得低一些，意味着美国可以更低的价格获取日本的商品和服务。美国当时的实力太强大，一点也不担心汇率可能影响到美日之间的国际竞争力比较问题。这为后来的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行货币贬值政策时，美国并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很可能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当时的经济规模小得可怜，1978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1.76%，对世界影响力太小。但恰恰就是这个因素，让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得以充分体现。联系汇率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充分体现国际间竞争力的此消彼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尽管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经常项目的逆差不断扩大，日元汇率却保持不变。这也为后来美日激烈的贸易纠纷埋下了伏笔。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阶段(1971~1985年)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日元跟美元的联系汇率与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崩溃有紧密关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联系汇率制度

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然后其他国家的货币跟美元挂钩；其他国家可以向美国中央银行按照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价格35美元/盎司兑换黄金。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用累计的美元储备向美国购买黄金，导致美国持有的黄金数量逐渐减少。战后美国持有的黄金数量占世界总量约80%，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比例下降到50%。

史密森协定与汇率改革

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放弃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承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政府还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临时进口附加税。为解决后续问题，该年年底西方十国在史密森尼学会召开会议，签署了协议，称为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希望建立新的国际货币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美元兑黄金贬值7.89%，每盎司黄金的官价由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调整汇率平价，美元平均贬值10%，其他主要货币升值；非储备货币兑美元的波动幅度允许由正负1%调整为正负2.25%；美国政府取消10%的临时进口附加税。

依照此协议，日元联系汇率调整到每一美元兑308日元，上下浮动区间各2.25%。自此，日元汇率制度进入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阶段。有学者称日本被迫接受“史密森协议”，这个表述不恰当。从历史的事实看，这个协议应该是一种多边协调结果。从基本因素来说，经常项目下的巨额顺差本来也给日元汇率造成巨大的升值压力，日元的升值实际上也是一种市场价值回归的表现。事实上，除了日元的升值，德国马克和英镑等主要货币兑美元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1968年日本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元升值也体现了日本国力的提升。

石油危机推动美元汇率持续下跌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以后，采取成员内部协调的方式，逐步控制石油市场，1970年开始逐步推高油价，原油价格从约每桶1.5美元逐步涨到1981年每桶39美元的高位。以油价暴涨为标志的石油危机，重创了西方各经济体。尤其美国，作为最大的石油输入国，资金持续流出，财政状况恶化。短暂建立的史密森协定确定的汇率结构到1973年又迅速瓦解了。美元兑非美货币又进入了另一轮下跌。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日元汇率持续上升，到1985年9月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达到250日元左右的水平。

自由浮动汇率制阶段(1985年至今)

为了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1985年在东京的广场酒店召开会议，并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很多人错误解读这个协议，认为日本“被迫签订”这个协议，并导致日元大幅升值，称之为导致最近30年日本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的根本原因。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个协议，与上述“史密森协议”一样，都是多边集体谈判的结果。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各签署国协助让美元贬值，改善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尤其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对日元汇率的干预，让日元自然升值。日元进入另一轮大幅升值的过程，到1990年，美元从1984年的高点260日元，跌至135日元，大约跌了约50%；到1995年又跌至79日元，美元在10年内的贬值幅度达到70%，相当于日元兑美元同期升值约1.3倍。

“广场协议”及其对日本的影响响(一级标题)

“广场协议”的确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影响，不过，其影响需要适当解读，不该被夸大。

“广场协议”与日元大幅升值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实行汇率市场化，日元汇率基本上随市场供求关系波动。从市场原则来说，汇率市场化让日元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是对原来非市场状况的纠正，本身具有合理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广场协议”推动了日元汇率市场化。

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长期来说，两国货币的汇率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汇率是长期均衡汇率，市场汇率通常以他为中心上下波动。学者余芳东在论文“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关系分析”(载《改革》2003.6)中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尽管有汇率管制和政府干预的因素存在，汇率市场化的结果将让那些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趋近于购买力平价水平。强调“发达国家”，是因为现实中欠发达国家的汇率普遍会被低估，越穷的国家，汇率被低估的比例越高。学者薛敬孝和张晓东在论文“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使用相对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测算1971年至2002年日元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平均市场汇率的数据并作比较分析。他们研究发现在1971年日元对美元处于联系汇率360日元/1美元的时候，购买力平价汇率只有229日元/1美元；1984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出现另一轮暴跌的前一年，市场汇率250日元/1美元，而购买力平价汇率只有172日元/1美元。在1988年以前，美元市场汇率大多数时间远高于购买力平价汇率，所以在汇率市场化的过程中，美元市场汇率一直向长期均衡汇率靠拢；1987~2000年期间，美元市场汇率多数处于购买力平价汇率之下，显示美元市场汇率出现超跌状况；2000年以来，美元市场汇率与购买力汇率处于上下窄幅交织的情况。

日元当年在确定联系汇率水平的时候，是在日本经济状况处于非常恶劣的时期，失业率很高。日元被确定在远低于购买力平价的水平，使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为日本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基础(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币大幅贬值政策起到类似的效果)。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层次以及技术水平等都恢复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实行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日元的汇率逐步向购买力平价水平靠近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国的货币，在市场化的情况下有可能被低估，也可能被高估，但从长期来说，是围绕购买力平价波动的。日元汇率在1985年以后的表现，是比较符合一般的市场规律的。在市场中，资产可能涨过头，也可能跌过头。作为一种特殊资产，日元在短期内出现低估和高估的情况也是正常的，但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等非市场因素，市场会给予修正。

如果如一些学者认为“广场协议”人为地推高了日元兑美元汇率，那么，经过这么长时间，市场力量应该会把日元的汇率重新推低才对，可是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1990以来，一直大约以一美元兑110日元为均值上下波动(高点147，低点75)，而均值与购买力平价汇率很接近，这本身也符合均值回归的规律性。这充分说明：“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的升值属于自然升值，是向市场均衡水平回归。如果说日本在汇率方面做出了让步，那也只是把一件本来应该出现的事情，承诺下来，顺水推舟做了个人情，换取了其他的利益。换句话说，日本在这件事上，其实做得很聪明。达成这个协议是五国一起签署的，说明是各方博弈的结果。

“广场协议”是在全球化的旗帜下，各国博弈的多变协商结果。过分强调日本“被迫”接受，不符合事实。牛不想喝水，很难把牛头按下去。日本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东方的一个重要棋子，还是有一定的谈判力的。话说回来，如果日元长期被低估，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也不公平？美国采取措施要求纠正也是很合理的事情，不是吗？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如果只盯着自己的利益，就没法正确地理解对方的诉求，很难做到合理的进退抉择。为了和平发展，各国之间在竞争中有时候也需要采取必要的妥协。一国的货币被低估，在某段时间是好事，可是长期保持被低估的状态未必是好事，它可能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以及外汇储备过多等问题。

第二，“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与同期美元汇率指数走势同步。

“广场协议”签署后，各签署国后来集体抛售美元，令美元汇率指数反复下跌。美元汇率指数从1985年初高点165点，到1990年底约80点，跌幅超过一半；美元兑日元的跌幅只是美元兑非美货币汇率的平均水平——高点为1美元兑260日元，低点为1美元兑120日元；美元兑英镑的汇率也差不多跌了一半——高点为1美元兑1.05英镑，低点为1美元兑2.01英镑(即英镑涨了约一倍)；德国马克和法郎的升值幅度也相当大。

“广场协议”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广场协议”是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一部分。战后黄金与美元挂钩，美元再与其他货币挂钩的制度，让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客观上也推动了经济复苏和发展。可是，该制度的缺陷，恰恰与“双挂钩”体制有关。因为挂钩的结果，导致该制度缺乏弹性。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都有差异，这会影响各国的国际竞争力。被固化的联系汇率让这些动态的差异没法得到及时和充分的体现和调整，日积月累就会形成重大的调整能量，而“广场协议”成为释放能量的一个契机。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都适应新的要求，开始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而牵一发动全身金融体系，很自然也涉及汇率的改革。因此，从历史背景下看，“广场协议”及其内容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这一点对于中国也是具有启示性的。中国经济继续高速成长，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各方面都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具有足够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有利于随时调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有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发展

日元数年间大幅升值当然会影响到日本经济，但相关的影响有限。下面考察日本经济的几个主要指标变化情况：

日本国际贸易只是受到短期较小的影响

从1980年到1986年，日本国际贸易余额的上升势头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但一直到2010年，日本国际贸易的余额尽管有涨有跌，基本上保持顺差状态(见图1)。“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的出口只是出现了短暂下跌，然后重新进入持续上升的势头(见图2)。笔者估计，当时由于美元兑非美货币都全面贬值，因此，日本的出口受到影响的只是在对美出口方面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日元兑其他非美货币的汇率实际上变化不大，日本对其他国家包括如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的出口受到汇率的影响有限。另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层次已经达到高端水平。高端经济体贸易条件比较优越，其在出口产品上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较有可能在本国货币升值的情况下，通过适当的加价得以抵消相关的不良影响。

本来日元在“广场协议”之后的大幅升值，有利于进口的增长。可是，同期进口额也出现了较大的下跌(见前页图3)。其主要原因估计跟上述日元对其他非美货币汇率同步升值有关。这一情况也提醒我们，现实情况比起理论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日本经济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

签署“广场协议”以后的五年(1985~1990)，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日本GDP平均增长率达到5.22%，仍然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前页图4)，GDP从1.38万亿美元增长到3.1万亿美元(其中显然包含日元升值的因素)。外汇汇率的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通常是立竿见影的，这说明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

总结与建议

日本经济发展近30年的停滞发生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被很多人想当然地当成“罪魁祸首”。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不应该夸大“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负面作用(日本经济发展停滞状态与其人口以及城市化等因素有关，笔者会另文论述)。诚然，如果日本政府当时坚持让日元汇率维持低估状态，可以人为保持日本对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也许可以延续日本的快速增长周期。不过，这种假设条件很难在现实中成立，因为日元长期保持被低估状态，意味着日本希望通过国外的需求来保持国家经济的继续增长。小的经济体，这么做人家不会理会，然而，日本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长期以邻为壑必然引来其他国家，尤其是主要贸易对手的反弹。美国是日本大额顺差的最大来源国，其要求改善贸易平衡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当前中国与当年日本的情况类似。美国人要求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方式，需要谈判磋商。总的来说，美国希望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其中有些要求是过分的，可能会大大降低中国长期发展的能力，中国不能“自废武功”，因此需要断然拒绝；有些要求有合理成分，可以通过磋商做出一些让步，包括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进展等。如果未来能用类似的“广场协议”方式解决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问题，这很可能对双方以及世界经济体系都是有利的事情，中国也没必要拒绝谈判和磋商。

中国有强大的军队保护中国的主权，同时经济上具有与美国“互相伤害”的能力，故在原则问题上当仁不让，但在一般性问题上，中国也可以考虑市场因素等做出合理让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中美纠纷，是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