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0日，日本宣布将调消费税由8%上调至10%，新税率将于2019年10月实行。推行消费税是安倍经济学和日本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消费税提高能否如安倍政府预期，扭转日本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提供新动能，或是给蹒跚前行的日本经济增加负担，抑制消费和投资，终止日本复苏的步伐。笔者认为，这需要结合日本经济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2012年以来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政策效果，全面分析研判。

增税背景：安倍“三支箭”初见成效，但负面效果明显

20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进入流动性陷阱，经济长期低迷。各方学者对日本经济也有诸多建议分析。总结起来，困扰日本经济的有几大问题：低迷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活力、高居不下的杠杆率、人口老龄化。历届日本首相都有经济刺激政策推出。2012年安倍上台以来，为了提高日本通胀水平，刺激日本经济，提出了安倍经济学，具体政策措施包括三支箭：

第一支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实现2%的长期通胀目标。日本以往对抗通缩一直都是浅尝辄止。过去20年，每当稍有成效，通胀略见回升，政策便戛然而止，因此最终效果平平。安倍经济学政策对以往过于呆板政策的修正是值得肯定的，日本央行从不设通胀目标，到通胀目标定为1%，并继续调高至2%，也是个重要事件，标志着日本央行态度的转变以及未来为抗通缩将作出更大的努力。

第二支是灵活的财政政策，旨在短期内刺激经济，长期内实现财政盈余。IMF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政府杠杆率已经达到250%，近两年虽然有所降低，但也维持在240%的极高水平（见图1）。导致日本政府债务过高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20世纪90 年代以来积极的财政刺激和基建投资，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大量银行不良贷款的处置，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社保支出不断增加等等。过高的政府负债不可持续，而且债务危机一旦爆发，将对日本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作为日本财政改革不可或缺的一环，提高消费税，增加政府税收收入，就变成了安倍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

在提高消费税的同时，安倍政府也降低了法人税，意在提高产业竞争力。企业法人税从2012年的37%降至2018年的29.74%， 使得资本金在10万亿日元以上的日本大企业经常利润从2012年的26.9万亿日元增至2017年的46.7万亿日元，增幅达73.6%。但是，日本消费者的负担却在不断提高。预计消费税每增加1%， 每年政府财政收入将增加2.7万亿日元。增加2%的消费税对弥补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局面将有一定帮助。

第三支是经济增长战略和结构性改革，旨在刺激私营部门投资，实现经济长期增长。得益于安倍前两支箭的作用，日本经济在2012年以后确实有所复苏，GDP增长保持在1%左右(见图2)， 核心CPI也在逐步复苏(见图3)，通缩威胁在逐步减轻，摆脱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持续的低迷和衰退，安倍上台至今股市市值已经翻了一倍。但是，前两支箭也进一步推高了日本政府的杠杆率，加剧了财政赤字。

同时，市场上对于安倍经济学能否真正提振日本经济仍然抱有疑虑。最悲观的判断便是这一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扩张会推高日本债务，鉴于日本是当前全球债务最高的国家，加大财政支出也会加大财政隐忧，如果后续政策未能跟进，债务扩张后，日本将最终走向灾难。这恰恰是最令人担忧所在。而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是否能够切实出台结构性改革政策，对劳工市场进行深刻改革，即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能否及如何发挥效用，最为重要。

针对“第三支箭”成效不明显的局面，2015年，安倍政府推出了“新三支箭”：强力推动经济增长，推动税制改革，在2020 年使日本GDP达到600万亿日元，提高平均生育率到1.8，加强社会保障、提高工资水平，杜绝因家庭护理而放弃工作的现象发生。“新三支箭”继续优先考虑经济增长，但也试图阻止日本出生率的下降，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和实际工资水平，改善社会保障，支持儿童培育。随着居民财富增加和经济平稳复苏，日本进一步在税制方面进行改革，提高企业出口退税率的同时也将提高消费税。可以看出，在“新三支箭”中，税制改革和提高消费税对经济的拉动依然被寄予厚望。

消费税重要性凸显，已经成为日本最重要的税收收入之一

在日本税制中，直接税占据的比例很高。日本现行的主要税种有：法人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酒税、关税、继承和赠与税、固定资产税、印花税等。其中，对个人与公司的所得征税， 是日本的主要税收来源，合计比例超过一半，在消费税引入之前，是日本税制体系的核心税种。但直接税随经济环境顺周期波动较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不断下滑，企业和居民的收入提升缓慢，导致所得税增长极其缓慢，甚至不少年份是减少的。

为了改变日本税收对直接税的依赖，自1989年首次开征消费税以来，消费税在日本税收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逐步提高，在政府整体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增长趋势，已经由1989 年的6.2％提高到2018年的接近30％，重要性凸显（见图4）。2018年，日本税收中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和公司税的比例分别为32%、30%、20%，消费税已经超越公司税成为第二大税种。

以史为鉴，提高消费税的历史对比和影响

IMF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政府杠杆率已经达到250%，近两年虽然有所降低，但也维持在240%的极高水平。债务高企使得政府财政政策的空间受到压缩。提高消费税可以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助于减轻日本的财政压力。据日本政府推算，消费税每增加1个百分点，消费税收入可以增加2.7万亿日元，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避免政府债务进一步恶化。尽管如此，2%的提高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日本的财政困境。据计算，只有将消费税税率提升至19％时，才可以实现日本财政的收支平衡。

日本历史上有过三次消费税增税改革。1989年，竹下登内阁正式引入了作为间接税的消费税，税率定在3%，同时调减了公司税和居民所得税率。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将消费税率由3%提高到5%。2014年4月，安倍内阁将消费税税率由5％提高到8％。这三次消费税的提高对日本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短期内，消费税增加会对消费支出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经济活力和景气度下降，长期影响相对较弱。一方面是通过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支出，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增税前对耐用消费品和住房等消费品的提前抢购，导致增税前消费增加，而增税后这些需求会迅速减少，从而使经济增长率出现暂时的大幅波动。从1989年与1997年两次增税的经济效果看，增税后通常会在短期内推高物价水平，减少消费支出并使经济出现整体下滑，但从中长期看，消费和经济增长通常会回升到增税前水平。

提高消费税也会短期内推高物价水平。物价水平的提高虽然有利于日本走出通货紧缩困局，但因增加消费者支出成本，可能导致消费需求的下降。1989年、1997年和2014年三次增加消费税之后，CPI都有明显上涨，六个月之后有所回落（见图5）。预计本次提高消费税，对于通胀的影响会类似于之前的几次加税。虽然此次增税可以给日本政府带来超过5万亿日元的税收，但要真正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可能还需要继续增加消费税。原定2020年实现基础财政平衡的目标也已经被延缓到2025年。

由于加税对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历史上日本三次提高消费税的同时都采取了一些缓解冲击的措施。1989年开始征税消费税的同时降低了所得税税率，并且扩大了对个人的所得税扣除和减免。1997 年提高消费税率前也实施过税收减免。而2014 年日本再度上调消费税率，不仅增加了对低收入者的补贴，还提出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措施，以刺激国内投资和鼓励增加员工薪资。

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加税对经济的影响容易被消化，但在经济受到较大冲击时，增税会减少消费，进而恶化经济状况，使得总税收收入减少。如果消费税增税使日本经济减速甚至衰退， 增税也就失去了意义。因而，加税的时点和经济周期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税收收入的增减。1997年加税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日本经济压力加大甚至衰退。2014年上调消费税上调正值日本经济温和复苏，然而也导致日本经济在接下来的2个季度接连萎缩，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不容忽视。好在日本在2014年面临相对有利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而且政府出台的配套政策也相对更加完善，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大力补贴，使日本经济增长并未受到加税的严重影响，因此2014年以来随着消费税收入的增加，2014年收入相比于2013年增加了42%，2017年税收收入达到56.6万亿日元。

单一消费税提高独木难支，需要多重配套政策

就目前日本经济的复杂情况而言，单一的消费税提高政策很难达到既定的目标效果，需要一个更加具体明确的统筹解决方案，使安倍经济学中“三支箭”互相配合，实现加税的最佳效果。如果消费税税率提高后，因经济下行导致总税收减少，日本的财政非但不能重建，财政赤字反而会进一步扩大。具体来看：

首先，消费税提高的同时应该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避免过度紧缩。同时，由于消费税覆盖了几乎所有生活基本支出消费， 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最为严重。一些减轻负担的政府转移支付措施，包括对购买汽车、住房的购置税减免措施，向低收入家庭发放商品券，可以部分抵消日本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见图6）。加上2019年将在大阪举行的G20会议，2020年第32届奥运会将在东京举行，基建投资需求相对增加，提高消费税的同时可以降低企业所得税，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增加经济活力。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避免出现过度的消费抑制。

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部分抵消费税的冲击。虽然2016 年底美联储进入加息缩表周期，考虑到日本经济低迷的通胀，日本可以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给予市场和民众明确的前瞻性指导，形成较为有利的投资融资环境。同时加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提升通胀预期，避免经济突然紧缩，再次滑入通缩陷阱。2018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上升，恐慌情绪增加，股市回调明显，货币政策更不宜突然收紧。

再次，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日本需要坚持自由贸易，促进国外直接投资增长。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多边自由和开放贸易体系的支持者。2018年7月17日，日本和欧盟在东京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将取消几乎所有关税，打造全球最大的贸易开放区。日本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也在进行。在高标准多边贸易协定的背景下进一步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将促进日本的投资和增长，抵消短期内国内消费和投资的下降。日本在政府债务如此高企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发生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日本庞大的海外资产规模。开放贸易、鼓励投资也可以有效增强经济活力，避免消费税增加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

增税不是万灵药，日本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虽然提高消费税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减轻财政压力。然而除了高企的财政赤字，日本经济还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安倍经济学能否继续发挥作用，实现多重政策目标，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刺激通货膨胀，削减公共债务，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同时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仍是一个未知数。

一是全球经济波动增加，可能对日本造成负面冲击。2018年是全球经济在动荡中前行的一年。美联储紧缩周期持续，英国和欧盟深陷脱欧谈判泥潭，新兴市场货币贬值、资本大量流出，全球需求疲弱，资本市场动荡中下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同时叠加中美贸易争端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日本经济的温和复苏背后也隐藏着经济下行的风险。此次日本政府选择在2019年10月份增加消费税，也有借2019年大阪G20会议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消费和投资高潮抵消增税负面影响的考虑。

二是人口老龄化加剧，政府税基缩减，社保压力增加。日本的老龄化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2012年至2017年，日本的人口减少了约100 万人。2015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总数为3347万人，占日本总人口比例达到26.7%，处于历史最高（见图7）。根据日本官方预测，未来40年日本人口将加速老化并萎缩超过25％。不断上升的养育成本，发达的医疗水平，极低的生育率加剧了老龄化，劳动力萎缩和老龄化导致的消费转向，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将受到很大影响。日本长期养老年金入不敷出，需要靠财政以及当前劳动人口的高税负来承担。老年人消费欲望低，年轻人消费能力不足， 导致整体内需疲弱，CPI迟迟难以实现2%的政策目标。目前为止， 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趋势还没有出现改善的迹象，对总需求和政府财政的影响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的一个长期的内在问题。

此外，劳动力市场的僵化限制了生产率的增长，阻碍了实际工资增长，影响了货币传导，削弱了财政扩张的效果。内需不振导致日本国内制造业也受到削弱。根据日本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的预测，在接下来的40年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28％增加到38％，总人口将减少25％以上，目前的1.27亿人口到2058年将减少到9500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相关的政府支出需要持续增加，税基却在不断缩减，这对日本财政是一个重大挑战。此次消费税加税，很大一部分收入将用于养老型财政支出。

总结和展望

综上所述,日本财政赤字问题由来已久，牵涉到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解决日本经济困局并非一朝一夕之事。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疲弱，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中美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增加。10月以来，全球资本市场波动明显加大，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调，国际需求减弱和美国加息周期的外溢效应可能增加宏观金融风险，使日本脆弱的复苏承压。从日本国内来看，日本经济虽有温和复苏迹象，但仍未企稳，根据IMF10月《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19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0.9%，日本央行预计值为0.8%。而且日本CPI仍然处于低位运行，远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通缩压力较大。加之日本经济中长期存在财政赤字高企和人口老龄化加剧等问题，如果不能有效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创新，日本经济中长期的增长将难以巩固。

2019年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从近期看来，2%的消费税提高，会增加政府收入，提高财政政策空间， 成为短期提高财政收入的新动能。然而，加税对居民消费和投资活动的抑制也是可以预期的，需要配套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 防止加税削弱经济增长势头。我们预期，此次加税会在短期内改善日本政府负债情况，但中长期来看，随着日本经济增速放缓至1%以下，加税成效可能会相对有限。考虑到安倍“新三支箭” 的刺激政策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对日本经济的部分提振作用， 2019年对于日本经济将会是关键的一年。在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复苏未稳的情况下，日本选择提高消费税是一个权衡之后的艰难选择，然而安倍经济学要真正起到为日本经济保驾护航的作用，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系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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