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1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经过日本各界代表研究讨论决定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正式宣布“平成”后的新年号:“令和”,该年号将于5月1日新天皇即位时进行更换。
元号的由来与古代日本的改元
日本人所谓的“元号”,也就是我们平时更为熟悉的年号。尽管,眼下的日本是世界上依然使用“元号”纪年的唯一一个国家,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制度和日本古代其他的许多制度一样,都是源自于古代中国的。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在其即位的第二年起用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元号建元。此后的数百年中,使用元号纪年成为了东亚儒教文化圈内各国各政权所通用的纪年方法。
那么元号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提倡“大一统”思想的西汉公羊学的学说认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公羊传·鲁隐公元年》)。
而对“元年”所冠以的表示祥瑞的称号便是“元号”和“年号”。严格的来说,所谓“改元”指的是“元年”的改变,而“元号”的改变则应被称为“改号”。
使用元号纪年的做法,反映了中国皇帝不仅仅是君临天下万邦万民,连时间也被归于皇权掌握之下的政治理念。
故而,向藩属国颁发日历,乃是中国古代各统一王朝显示天朝权威的最重要的体现,而藩属国使用中国元号(年号)纪年(即奉中国正朔),则是其向中国称臣的无可或缺的标志。
日本首次从本国古籍中确定新年号
新年号出自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相关诗句为“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珮后之香”,该书成书于8世纪后期,汇集了当时各阶层人士创作的4千余首和歌。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收录诗歌4500余首,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尽管被看作是日本古籍,《万叶集》仍然无法抹去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
公开资料显示,《万叶集》借鉴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收编了部分汉诗。值得一提的是,《万叶集》成书时,日本尚未拥有自己的文字,全部诗歌采用汉字为注音符号记录而成。
第五卷《梅花之歌》的原文部分,还是按照古代中文的写法记录下来。而且,《万叶集》收录了118首关于梅花的诗歌,看得出是受到了中国审美的影响。不过“和”代表“和风”,因此加藤隆则认为“令和”带有中日融合的含义。
还是没能抹去中国痕迹?
自645年大中兄皇子仿照唐朝制度,设立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1374年时间,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
即使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最想跟中国划清界限的那些年,这个传统也没有变。
明治取自《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取自《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取自《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平成取自《史记·五帝本纪》的“内平外成”和《尚书》的“地平天成”。
其实,“令”与“和”的结合,中国古人早有发明,比如东汉张衡《归田赋》就写道:“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比《万叶集》收录最早的诗歌还要早200年。
阳春时节“令和”应“春和景明”之机
安倍解读日本新年号的寓意
安倍强调《万叶集》是体现日本古代各个阶层的文化的结集。引据此一首。喻意冬去春来,推陈布新。希望让历史悠久,品位高雅的日本文化之花在新纪元中继续盛开下去。
安倍在讲话中指出,新元号也寓意着汇聚人与人的美好心灵,孕育出文化的含义。同时因为安倍的汉学修养已不能对古典有很深的理解,故而他并未对新元号的含义作很多诠释。
这也带动日本各界对新纪元的期待,《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新年号有望给日本的政治和外交带来转机。安倍政权如何度过与重要政治日程重叠的改元元年,关乎着下个时代内政外交的路线方针。启用新年号的日本,政治经济氛围恐怕发生巨大变化。
早在这次新年号的产生过程中,日本媒体就不断放出消息,首相安倍指示周围的人,年号出处最好来自于日本古典书籍。
媒体分析,安倍的心思大概是,为什么日本制定国号,要有借助中国帮忙的感觉?
赶在这个时候“脱中”,几个意思呢?
实际上,在年号上摆脱中国的影响的想法,早在讨论“平成”的时候就已经萌生。
在“平成”年号决定前,世界上还有“日本第一”的讨论,内阁大臣在国会演说的时候,还会用“日本领导世界的新理念”之类的说法。再依赖中国典籍,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合时宜。
尽管日本泡沫经济应声破裂,但这个想法延续了下来。冷战结束后,日本进一步开始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既不是个东洋国家,也不是个西洋国家,既不处在美国的指挥下,也不是处在中国的威慑下,而是个有自主决定权的全球性国家。
受制于中美两个大国,又不愿受制于两个大国,既想“脱中”,又想“脱美”,日本时时表现出一种纠结。
就安倍本人来说,他是成长于战后一代日本人的首相,对这代人来说,战争的责任不想再背负,战后体制是一种束缚,不管国民还剩多少心气,安倍认为他的使命就是让日本重回大国地位。
“令和”这个新年号,也包含了让日本也“走进新时代”的意思。
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源头。我们也都清楚,鸦片战争之后,日本目睹清政府的软弱,转向学习西欧,早已不把中国文化当做憧憬和依托的对象。
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内掀起华夷之辨,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东亚文明的正统已转向了日本,日本已经是中华。
我们经常说,日本是个擅长学习的民族,却忽视了它学习消化之后,反过来藐视老师的一面。
在吸收了国外文化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产生所谓国风文化,再强调这个转化过了的国体、国学、国粹。
吸收一阵、沉淀一下、鄙视一段,时不时还要反过来抢个地主,这个过程在日本历史上反复上演,几乎成了日本文化心态中某种规律性的东西。
经过这么多年,在社会层面,对日本文化的一个源头是中国文化这一点上,日本民众有时候处在无意识的无知当中。
很多人既不知道哪个年号是从中国古籍中来的,也不了解历史上中日文化的渊源。对中国当下的发展,既不关心,也不了解,亦没有亲近感。中国文化已经变成了日本的文化,而中国是个与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存在。
这给我们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精英和媒体层面的偏见,以及社会民众层面的漠然无知,是中国走出去的一个障碍。
第二,对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有些人以往会陷入两种极端:
一种是认为日本文化都是从中国文化剽窃所得,日本文化就是盗版得不太好的中国文化。
另一种是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已经在日本,要到日本去寻根。
对我们来说,这两个问题比日本年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