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7日报道 法国《世界报》5月5日刊文称，进入“令和”时代的日本丝毫没有唤起“平成”时代初期的那种希望，取代当年那份洋洋得意的是一种忧虑感，因为日本社会已因“泡沫”消退而发生重大变化。

平成停滞拖垮一代

文章称，在明仁天皇统治期间，日本的自由保守模式在人口老龄化和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已经破裂了。

日本每更换天皇就开始一个新时代。随着59岁的德仁天皇继位而刚刚结束的“平成”时代将作为乐观时代的结束存留于历史中。

文章称，在1970年跻身世界经济第三的日本20年后陷入一场多方面（经济、社会和特征）危机中。“平成”时代因此成为幻想破灭和焦虑不安的时代。进入“令和”时代是否意味着如今已经翻过了那一页呢？

《朝日新闻》的民调显示，5%的受访者认为“平成”时代是“辉煌的”阶段，42%的人认为它是“喧嚣纷乱的”，29%的人则认为它是“停滞”的同义词。

事实上，由通产省2018年起草并在网上发布的日本国情报告标题就是《焦虑不安的个人和瘫痪的国家》。这份下载量超过100万次的报告反映出许多30岁和40岁人的不满，他们属于“平成一代”，在国家经济衰退、就业困难的背景下长大，感觉自己属于“垮掉的一代”。

短暂平静难掩脆弱

然而文章指出，日本依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之一，况且从西方民主四分五裂的角度来看，它依然保有表面的、令人羡慕的社会团结。服务业堪称模范，基础设施和研发一样都更具竞争力，人均寿命依然是全世界最高的（2018年为84.2岁），持续下降的犯罪率（2017年犯罪和不法行为为91.5万起，而2002年为280万起）位居最低行列。

文章称，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创立的“安倍经济学”措施造成了一种脆弱的短暂平静。

然而，一些阴影让日本的前景变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社会地位、甚至收入方面越来越感觉不到自己属于广泛的中产阶级，阶层差别加大，相对贫困率上升，而年轻人普遍感觉不公正，其中部分人回避在企业工作。

文章称，进入“令和”时代丝毫没有唤起“平成”时代初期的那种希望。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著有《日本第一》的傅高义的分析来看，“日本经济奇迹”在世界上获得成功以来，一直让世界着迷。“平成”时代在一片夸耀中开始，因为人们当时所称的“平成飞跃发展”实际上是日本在七国集团压力下所采取的讨好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投机泡沫”。

创新活力恐难恢复

文章认为，如此的一页将要翻过去了。日本将失去其幻想和活力，因为取代洋洋得意的是一种忧虑感。1995年的神户地震、发生在东京地铁的奥姆真理教恐怖袭击，更主要的是再后来2011年3月的海啸导致福岛核电站灾难，所有这些给“平成”时代打上了灾难的记号。

在事件发生23年后，日本政府2018年7月通过判处奥姆真理教13名成员死刑，力图了结这一凄惨案件。

而福岛核灾难被证明更难以处理。虽然这一悲剧是由不可预测的大自然引发的，但也是当局的缺乏远见、一些与核工业联系过于密切而不敢提出质疑的大学串通一气以及东京电力公司一心想要降低成本的结果。

文章认为，福岛灾难依然是“平成”时代最大的破裂。它加剧了因“泡沫”消退造成的持续衰退而引起的重大的社会变化：诸多中小企业破产和大型工业企业衰落，而其他企业则利用快钱来自我巩固、抵抗。

文章称，受到动摇的日本经济从未恢复之前几十年有创造性的活力。

【延伸阅读】日本新天皇德仁即位开启令和时代

5月1日，在日本东京，日本德仁天皇（左一）及皇后雅子（左二）出席即位仪式。日本新天皇德仁1日在位于东京的皇居举行即位仪式，成为日本第126代天皇。新天皇的年号令和于当天零时开始启用，日本由此告别平成时代、迎来令和时代。 新华社发（日本宫内厅供图）

5月1日，在日本东京，日本德仁天皇（左三）出席即位仪式。新华社发（日本宫内厅供图）

（2019-05-02 07:55:00）

【延伸阅读】外媒：日本期待“令和”时代重新出发

参考消息网5月2日报道 外媒称，在日本的明仁天皇历史性地宣布退位后，随着德仁皇太子正式成为新一任天皇，日本于5月1日迎来一个新时代。

德仁天皇即位祝祷和平

据法新社5月1日报道，现年59岁的德仁在5月1日零点过后，成为日本第126位天皇，开启了“令和”时代。

报道称，这是200多年来日本天皇首次在生前退位。从此日本开启了“令和”时代——意为“美好和谐”。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5月1日报道，日本新天皇德仁5月1日即位。日本告别此前持续30年的“平成”时代。

报道称，东京时间1日上午10点15分，新天皇即位的两项重要仪式“剑玺等继承之仪”与“即位后朝见之仪”在日本皇居举行。

在朝见仪式上，德仁发表讲话，表示深切希望国民幸福，国家进一步发展，世界和平。

德仁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在28岁时成为皇太子。新皇后雅子曾就读于哈佛大学与牛津大学，在进入皇室前是一名颇有前途的外交官。

此外据共同社5月1日报道，日本新天皇1日上午在皇居宫殿“松之间”举行了皇位继承的重要仪式，并发表首次讲话。在此之前举行了即位后第一项仪式“剑玺等继承之仪”。从改年号为“令和”的当天起，新天皇的正式活动开启。

报道称，在“剑玺等继承之仪”上，安倍首相及其阁僚等出席。效仿先例，女性皇族没有出席，皇族参加者仅限拥有皇位继承资格的男性皇族。地方创生担当大臣片山皋月出席，成为宪政史上首位出席的女性。

新天皇在“即位后朝见之仪”上发表讲话称：“想到身负的重责，不禁肃然。”

德仁天皇在讲话中立誓：“将始终心怀国民、贴近国民，遵循《宪法》作为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的象征来履行职责，殷切希望国民幸福、国家进一步发展以及世界和平。”

首相安倍晋三在仪式上致辞表示：“天皇陛下今日继承了皇位。全体国民由衷表示欣喜……下决心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中，创造出和平且充满希望的、值得自豪的日本辉煌未来……祝愿‘令和’时代的平安以及皇室更加繁荣。”

日本全国充满喜庆气氛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5月1日报道，日本新天皇德仁即位，执政的日本自民党1日发文祝贺。贺词中充满美丽字句，强调“令和”会开启日本的美好时代。自民党称，“令和”这一年号包含了日本人相依营生的美丽文化气息。它也指出，“日本的历史、文化、四季风景的美丽是世上引以为豪的财产”。该党也向日本国民表示，在“令和”时代，将延续“和平”。

报道称，7月为日本参议院选举，自民党也借此造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更以迎接“令和”为由，在1日发表了与新时代共前进的宣传视频。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5月1日报道，日本在5月1日改元，进入“令和”时代。因皇位继承，日本社会正在享受十连休。在新年号确定之后，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洋溢着喜庆气氛。与严肃的“平成”改元相比，“令和”改元显得格外轻松。

报道指出，“平成”时代因裕仁天皇驾崩而拉开序幕，当时的日本街头一片寂静，电视节目也是“自我克制的气氛”。活动和祭祀相继中止，在自己家中度过改元日的人也很多。但是，“令和”时代的开始与“平成”明显不同。

报道称，日本政府为了向新天皇表示祝贺，5月1日在各中央省厅升起国旗，还要求地方政府、学校和企业也挂国旗。

5月1日被认为是吉日，为纪念改元而提出婚姻申请成为一股热潮。大阪市的全部24个区政府机关开设特设窗口加以应对。日本评论家表示：“年轻人的‘扎堆结婚’正受到关注，全国充满喜庆的氛围。”

日本的街头也很热闹，喜庆气氛将推动消费。在5月1日，各零售企业往常只在年初举行的“初卖”活动将相继举行。有的商家还将推出在戒指和手表刻上“令和”字样的服务。

大型食品企业也在积极准备喜酒等“喜庆之日消费”。京都的某造酒企业宣布，将在节假日加班来推进增产。不少食品制造商都在改元日推出纪念商品。

统计显示，今年黄金周的日本游客人数有望达到创历史新高的2467万人。不仅是海外的度假胜地，还可以看到选择国内旅行和户外活动的倾向。

十连休结束的5月7日将成为“‘令和’行情”的首日，股票的祝贺性买入也有可能上涨。

日本天皇德仁（右一）1日在位于东京的皇居举行即位仪式（法新社）

（2019-05-02 11:02:46）

【延伸阅读】法媒：令和时代日本面临多重挑战 需避免转向黩武主义

参考消息网4月9日报道 法国《费加罗报》4月8日刊文称，令和时代的日本面临内外部多领域的巨大挑战，重新调整自身定位将不可避免。它拥有一些王牌来完成其转变，但也需要避免重蹈覆辙，如转向民族主义和黩武主义。

文章称，在标志日本开放的明治时代开始151年之后，随着1989年登基的明仁天皇前所未有地让位、德仁皇太子继位，日本计划于5月1日进入令和时代。日本新天皇将成为神武天皇的第126代继承者，世界上最古老的皇朝得以一直延续下去。

文章称，令和一词寓意为和平、秩序与和谐。这样的说法似乎与21世纪世界局势相距甚远，并且不足以迎接日本面对的种种巨大挑战。这个国家依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依然像是一个稳定的避风港。而事实上，它面临着一些彻底的断裂。

文章指出，在人口方面，日本将从现在的1.26亿人口跌至2060年的9000万人口，乃至2100年的6000万人口，人口加速老龄化和劳动力匮乏已经可以体现这一点。现如今，日本164个招聘需求仅对应100个求职需求。在经济方面，通缩压力持续，经济增长低迷，而出口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导致贸易增长放缓。在企业方面，管理依然存在遗漏，创业文化难以为继。在金融方面，国债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50%，眼下储蓄能力和世界债权人的地位正在消失。在政治方面，自民党近乎垄断的统治导致政治阶层贪污腐化和墨守成规。

文章认为，因此，日本只有像2011年福岛灾难早已强调的那样重塑自己，别无选择。动员女性和老年人工作是不够的，如今日本有70%的女性在工作，一些老年人直至70多岁还在工作。外国劳工目前只占日本就业人口的2%，向他们开放是必不可少的，与此相关的法律草案规定在14个重点行业接纳35万外国人，其中包括建筑业、医疗卫生部门和餐饮业。出口被指定部分转向国内市场，这显然丝毫没有考虑到人口的减少和老化。工业应该转入数据时代并鼓励创新，以恢复上世纪80年代的卓越技术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内高水平的安全有待与尊重法治国家和保护个人自由保持一致，日本在这些方面依然存在不足，尤其是公平诉讼权。

与此同时，日本在21世纪新的国际形势下，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位。面对美国时保持自己独立，同时寻找一些盟友。例如，日本签署了对自己有利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月1日与欧洲正式生效的协议覆盖6.35亿人口，占世界生产总值30%，以此来应对美国保护主义转折。

文章称，令和时代注定成为一个新的明治时代，要适应世界史、数字经济和生态过渡的时代。它拥有一些了不起的王牌来完成其转变，其中包括它地处亚太中心的位置及其社会和民族凝聚力。但它需要避免重蹈覆辙，如转向民族主义和黩武主义，这或有可能促使强权人物和国家干涉主义的回归。

文章称，2012年上台执政且被确保可留任至2021年的安倍晋三正是因此而表现出模棱两可。与增发货币和积极的财政措施一起构成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僵局，并且被社会的保守和民族主义说辞所掩盖。日本21世纪的未来就是要解决源自20世纪的争端。只有通过开放、改革、法治，身处东亚且面对美国国家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偏移的日本才能找到符合令和时代的价值观。

（2019-04-09 12:48:23）

【延伸阅读】徐万胜：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面临的“政治民主”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原标题《论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改革、竞争与独大》，原文刊载于《日本学刊》2019年第2期发表（全文约1.6万字）。

【作者】徐万胜（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消息网4月22日报道 平成时代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脉络，发端于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动摇，终止于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颇具戏剧性。基于势力对比的政党格局视角，该演变脉络可以具体划分为三个时期：多党重组（1989—1998年）、两党竞争（1998—2012年）与一党独大（2012—2019年）。无论是“两党竞争”还是“一党独大”，都不存在“孰是孰非”的价值取向判断。但是，政党政治的演变应体现出“政治民主”追求，达成任一结果的政治过程是存有价值取向判断的。在朝野竞争、政策决定与政治参与领域，平成时代的日本政党政治演变面临着是否完全体现“政治民主”的课题挑战。

“总体保守化”与朝野竞争的健全性

冷战时期，日本政党政治的主要结构特点是“保革对立”，即保守势力自民党与革新势力社会党围绕一系列重大政策方针产生了严重对立：自民党主张日本走资本主义道路、日美同盟与修改宪法；社会党主张日本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平中立与维护宪法。因此，尽管是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但此种泾渭分明的政策对立轴的存续，体现了朝野政党开展政策性竞争的健全性。

与“保革对立”不同，平成时代日本政党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是“总体保守化”，“是日本政治体制及其政策转型的指向性变化，即各个党派的‘保守党化’，是日本各主要政党的政策趋同于自民党政策的过程”。

“总体保守化”的表现之一，革新政党的势力规模与抗争力度严重弱化。历经1996年至2017年的八次众议院选举，社民党所获议席数分别为15、19、6、7、7、2、2、2，日本共产党所获议席数分别为26、20、9、9、9、8、21、12。同时，革新政党与自民党政府的意识形态对立色彩不断淡化，抗争力度减弱。“总体保守化”的表现之二，保守政党之间缺乏贯穿始终的政策对立轴。保守政党之间的政策分歧主要体现在路径与手段的不同，而非目标与理念的对立。这与各保守政党的建党初衷及其内部的混杂状况密切关联。

基于朝野竞争的健全性视角，平成时代日本政党政治的“总体保守化”趋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它不仅压缩了广大选民的政党选择空间，导致在野党势力难以通过政策差别来聚集选票支持，还有可能损害议会民主政治的多元平衡。

以民主党的演变脉络为例，该党在年金问题与伊拉克问题上强烈批评自民党政府，故在对此展开政策论争的2003年众议院选举与2004年参议院选举中获胜。相反，在以邮政民营化问题为政策论争点的2005年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由于此前未严厉批评政府而大败。此后，针对自民党政府所推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路线，在野的民主党持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消费税增税的政策立场，但在其执政后相继放弃了上述立场。结果，在广大选民中，无论是期待修正还是期待推进改革路线的社会阶层，均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背离了民主党。此后，在自民党“独大”与在野党“多弱”的背景下，以国会强行表决“安保相关法案”（2015年）为代表，作为议会民主政治的多元平衡性受到质疑：“多样性的政党政治被排除，以自民党为轴心的保守政党正成为日本政党制的基础”，“即使在作为民主主义基本制度的议会内部，多样性及普遍性被排斥于一隅，结果，在翼赞议会化倾向加剧的同时，民主主义制度的形骸化也更加严重”。“依目前在野党的分立状况，一旦发生碎片化，就会基本上总执政党化，结果会陷入一种大政翼赞会式的危险。”这不仅意味着“安倍一强”体制下的议会形同虚设，更令人对日本国家发展的未来走向感到担忧。

强势首相与政策决定的公正性

在内阁长期执政过程中，作为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与安倍晋三均在政策决定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但其政策决定的公正性不时遭到质疑。

其中，小泉首相最为“强势”的政策决定，当属2005年解散众议院。小泉内阁大力推动的“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2005年7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8月却遭到参议院否决。对此，小泉首相决定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选举，以求就邮政民营化问题“问信于民”。“关于邮政解散，首先在宪法上存在疑义。因为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所以就将通过该法案的众议院解散，这种思维被批判为不合乎道理。特别是如果将议会视为对内阁进行协助的机构，那么解散就成为对议会反抗内阁的一种惩罚。”此外，小泉首相在“打破派阀”的口号下直接决定党内干部及阁僚的人事安排，此举是否公正，在社会上也引发了讨论。

同样处于强势地位的安倍首相亦如此。例如，2014年5月设立内阁人事局，负责管理各省厅部长、审议官以上级别的约600名干部的人事信息，辅助首相及内阁官房长官进行人事作业。这虽有利于安倍内阁以官邸主导的方式对各省厅人事进行横向管理，但能否基于素质与业绩来公正地评价候选干部，仍遭到质疑。在2018年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与安倍展开竞争的另一候选人石破茂就批评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不透明，认为弱化了党的行政监督及政策立案能力。石破举例指出，安倍在2017年众议院选举前提出改变消费税增收部分用途和把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重大政策主张，均是在未经党内审核的情况下提出的。石破并非否定官邸主导本身，而是认为安倍首相的政策决定缺乏公正性与透明度。

此外，旨在实现官邸主导决策的各类“政策会议”，“在政策决定过程中公开露面的机会很少，所以，其得出的结论是如何反映到政策中去的并不透明”，“即使在政策会议上也很少展开讨论”，“在会议开头发表的首相致辞，或者表达出对某种方向性政策的期待，或者提出完成决策的期限，虽然未达到具体指示的程度，但反映出了首相意向”。因此，“政策会议”的运营机制，能否保持“官邸主导”与“充分讨论”之间的平衡，也是一个事关政策决定公正性的问题。

社会基础与政治参与的大众性

任何政党都有着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日本，政党的基层组织及所属政治家的个人后援会，既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政党动员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长期以来，日本各主要政党多为典型“议员政党”，其基层组织建设往往较为薄弱，而依靠各类团体来扩充社会基础。

作为日本最主要的执政党，自民党党员人数1991年达到约547万人的最高值，1998年约325.6万人，此后逐年减少，到2012年跌至约78.9万人。自2013年以来自民党党员人数逐年增加，至2017年约106.8万人。整体上看，平成时代自民党基层组织建设遭到削弱，党员人数大幅减少。此外，选民的各类团体加入率及团体的自民党支持度均呈下降态势。与各政党社会基础弱化态势相呼应的是，广大选民的投票率也整体上处于低迷状态。在引进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后，1996年、2003年、2012年、2014年、2017年众议院选举的投票率均低于60%。选民不去参加国政选举投票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除了选民自身原因之外，主要还在于各政党对广大选民参与政治的统合力度减弱了。

由于社会基础弱化与选举投票率低迷，平成时代自民党在国政选举中的得票率相对下降。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的绝对得票率为30%至35%，但1996年以后自民党在众议院小选区的绝对得票率约25%，比例代表区为15%至20%。自民党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2013年参议院选举与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均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与议席数给人的“绝对优势”印象相比，自民党实际所获选票数给人的印象却相距甚远。在这三次国政选举的比例代表区中，自民党的得票数（相对得票率）依次为1662万票（27.6%）、1846万票（34.7%）、1766万票（33.1%），也就是说仅有1/3左右的投票者将选票投给了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这些投票支持自民党者在比例代表区选民总数中所占的比例（绝对得票率）依次为16.0%、17.7%、17.0%，即在六个选民中仅有一个人投票支持自民党。

可以说，平成时代后期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完全是依赖“少数选民”的支撑，未能体现政治参与的大众性。

总之，平成时代的日本政党政治演变面临着是否完全体现“政治民主”的课题挑战。展望新时代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有两个问题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是在野党势力能否通过强化与再生来实现政权交替的问题；二是“安倍一强”支配体制的政治遗存及其如何影响国家战略走向的问题。一个基本的预判就是：在平成之后的新时代里，自民党通过与时俱进的自我变革来实现长期执政的可能性很大，亦将强力推动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2019-04-22 13:41:23）

【延伸阅读】徐万胜：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原标题《论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改革、竞争与独大》，原文刊载于《日本学刊》2019年第2期发表（全文约1.6万字）。

【作者】徐万胜（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消息网4月22日报道 徐万胜认为，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发端于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动摇，历经“多党重组”及“两党竞争”，终止于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其间，自民党先后两次在下野后又上台执政，并最终确立了“安倍一强”支配体制。此种演变脉络的形成存有内在逻辑：在“变动”的时代环境里，以社会党、民主党为代表的主要政党由于执政失败而走向党势衰落；小选区制有利于第一大党的运作特点加剧了大党之间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行政改革的效用累积有力地支撑了官邸主导型政策决定机制的构建；加之自民党党内支配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倾向，这些均为“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与“安倍一强”支配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在日本，随着2019年4月30日明仁天皇实现退位，始于1989年1月8日的“平成时代”将宣告终结。这意味着“日本平成时代政党政治”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得以形成。

平成时代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脉络，发端于自民党“一党支配”体制的动摇，终止于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颇具戏剧性。基于势力对比的政党格局视角，该演变脉络可以具体划分为三个时期：多党重组、两党竞争与一党独大。

其中，在多党重组时期（1989—1998年），以选举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的推进，不仅动摇了自民党长期执政地位，且引发了朝野政党势力频繁重组。在两党竞争时期（1998—2012年），日本两大政党化发展趋势明显，自民党与民主党展开激烈竞争，且在两党之间先后两次实现政权交替。在“一党独大”时期（2012—2019年），随着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的形成与固化，长期执政的安倍晋三内阁形成了“安倍一强”支配体制，在野党势力则呈“多弱”态势且难以有效抗衡自民党。

与自民党长期执政的昭和时代不同，为适应“变动”的平成时代，有更多的政党高举“改革”旗帜并在政权交替过程中经受执政考验，加之选举及行政改革的制度效用累积，这些均构成了日本政党政治的内在逻辑，可用以阐释缘何从“多党重组”经历“两党竞争”后演变至“一党独大”。

所处环境：“变动”时代

平成时代日本政党政治处于一个“变动”的时代。在国际层面上，平成时代的开启与两极冷战格局的解体同步。在国内层面，日本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不景气，且社会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速发展，促使日本民众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社会不安感强烈。一个“变动”的时代，给更多的政党提供了势力重组和参与执政的机会，也加大了内阁执政难度。“改革”，既是“变动”的平成时代对各政党的客观需求，也是各政党为适应平成时代的“变动”而做出的主观抉择。各政党唯有在选举中提出崭新的政策观点，明确自身政策的独特性并相互展开竞争，才能有效地提升政党支持率。为此，自民党选择了一条经济自由化与政治保守化相结合的改革路线，力图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的国家发展目标。同时，“变动”的平成时代也是孕育具有独特个性的日本首相的沃土，首相唯有得到舆论媒体及年轻选民的认可，才有可能实现长期执政。

执政考验：党势衰落

与经验丰富的自民党相比，执政对于其他主要政党而言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实践表明，政党一旦执政业绩不佳，不仅会导致该党丧失执政地位，还将进一步导致其党势衰落。其中，社会党在执政期间由于党的基本路线转变而直接导致内部分裂，后于1996年更名为“社民党”并沦为在野小党。同样，民主党在执政期间党内纷争不断，加之民主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左右摇摆、出尔反尔，引发广大国民的强烈不满。无论是对社会党还是对民主党而言，其或长或短的执政经历，不仅未能强化组织建设与巩固支持基础，反而诱发组织分裂并走向党势衰落。与社会党相比，民主党的执政失败对在野党的政党形象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害。显然，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形成原因之一，就是广大选民质疑在野党的执政能力，唯有或主动或被动地投票支持自民党。同时，2012年以来在野党势力的日趋弱化，也意味着日本国内已缺乏再次实现政权交替的政党基础，从而间接支撑着安倍内阁长期执政。

小选区制：大党兴衰

根据1994年1月日本国会通过的“政治改革关联四法案”，众议院选举实行“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这是以小选区制为核心的选举制度。小选区制的运作特点就是有利于第一大党，即以较低的得票率来获得较高的议席率，而其他中小政党则处于不利地位。上述运作特点意味着各大党（主要是第一大党和第二大党）在小选区的得票率一旦出现波动，其议席率的波动幅度将更大，即议席率的波动幅度远远大于得票率，从而更容易促发政权交替。正是由于小选区制能够促使大党的议席率产生大幅波动，“新选制的小选区制度特性才是形成政权轮替的主要机制，两大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政党只要出现10%的得票率变动就会出现政权轮替”。这一结论在2009年、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均得到验证。除众议院选举外，事实上，第一大党在参议院选举中也得益于小选区制的“恩惠”。因此，小选区制的实施，加剧了大党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特别是得票率小幅波动而带来的议席率大幅波动，往往会导致第一大党“速兴骤衰”。

行政改革：官邸主导

强化首相官邸的决策主导地位，是平成时代日本推行行政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根据199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的《中央省厅等重组基本法》，明确了首相对基本方针的动议权以及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权，并完善了对首相的辅佐机制。在新的中央省厅制度框架下，小泉内阁以内阁府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为中心，强化了首相官邸的决策权限。2012年12月安倍再次上台执政，通过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2013年）和内阁人事局（2014年），进一步完善了支撑首相官邸主导决策的行政制度。为落实官邸主导决策，自2001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内部还大量设置了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主导的各类“政策会议”。支撑官邸主导的制度性权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内阁的政策实施与行政管理。小泉与安倍的长期执政，得益于行政改革的制度支撑，而他们强力推行的行政制度改革及国家战略实施，又体现出了浓厚的“强势首相”特征。

党内支配：中央集权

随着政党助成金的引入与小选区制的施行，进入21世纪后，自民党派阀领袖的权力来源开始更多地依赖于其“个人资质”，派阀自身的统合能力在减弱。在派阀政治弱化的基础上，自民党党内支配体制趋于中央集权化。自民党的领导机构在候选人提名、政治资金分配、干部人事安排以及重大政策决定等方面，开始拥有更强的自主决定权。其中，关于候选人提名，党的领导机构决定每个小选区的候选人提名，即使在比例代表区也需要得到党的“公认”。关于政治资金分配，政治家个人及派阀的政治资金筹措能力遭到严重削弱，自民党在政治资金收入来源上对“政党助成金”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从而强化了党的领导机构的财政分配权限。关于干部人事安排，自小泉内阁起，以往的“派阀均衡”和“年功序列”惯例被打破。关于重大政策决定，自民党总裁及党总务会的决定权得到加强，而自民党政调会下属部会及党内“族议员”的影响力则受到限制。在自民党“一党独大”格局下，党内支配体制的中央集权化倾向，与官邸主导型政策决定机制相互叠加，为“安倍一强”支配体制的诞生奠定了制度基础。

整体上看，在从“多党重组”历经“两党竞争”至“一党独大”的演变过程中，上述各种促因均纵向地相互叠加在一起，包含了时代环境、政党建设、制度改革、决策过程等方方面面。其中，选举制度改革是最重要的直接促因。某种程度上讲，“一党独大”结果的产生，既体现了日本保守政治传统的历史惯性，又得益于制度改革的效用累积，或许也满足了平成时代后期对“威权政治”的需求。历经各种“试错”之后，一个“变动”的时代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威权政治”来引领日本国家发展。

但问题在于，政党政治的演变应体现出“政治民主”追求，达成任一结果的政治过程是存有价值取向判断的。在朝野竞争、政策决定与政治参与领域，平成时代的日本政党政治演变面临着是否完全体现“政治民主”的课题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2019-04-22 13:3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