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圳，四十年前是只有30万人口的一座小城，而如今人口已经达到1250万人之多，是当年的40倍！成长源泉来自高科技产业，这座城市被称作“亚洲的硅谷”“硬件的圣地”。源源不断的新产品和服务，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目光。有这么一群日本人，为了追求“深圳速度”，在深圳奉献着热量，他们又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看待深圳，看待自己的工作呢？

深圳有“创新”的土壤

在深圳的中心地带，密集的高楼大厦即便到了深夜，也会灯火通明。许多灯光颜色各异，与日本统一的白色大为不同。现在的深圳，已经成为了世界电子产业的大据点，是创新的发源地之一。这里不仅汇聚了中国各地的工程师，也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精英。在DJI（大疆创新）工作的日本人宫谷崇太断言道：“深圳有着创新的土壤。”他为了学习这种创新的精神，而从日本来到中国。2008年，宫谷进入到日本的一家大型电机厂家，作为工程师，负责数码相机的开发。2014年到中国上海，在同一家公司的中国公司担任管理职位。看似十分顺利的职场路，谁也没有想到，他从中国回到日本以后，决定辞职！因为他深刻地感受到：日本制造业未来命运不安！

“日本制造的产品确实很好，品质非常高。但是，单单靠着高品质难以赢下世界。现在不再是硬件的时代，而是商品化的时代，随着技术和产品的普及，产品本身的市场价值会降低。比如说日本产品的性能有100分，他国产品只有80分，假如价格是日本产品的一半的话，那么日本产品也无法与之竞争。”宫谷如是说到。无论以后会出现多么优秀的产品，总有一天会被“市场”所吞噬，无法创造利益的产品，就没有太大市场，制造业进入了百年一遇的“难关”。

想要学习“能赢的制造业”

宫谷来到中国以后，认知逐渐发生了转变，他认为：并不是所有制造业都会败给市场，只是日本没有找到一种商务模式来对抗如今的市场。现在世界上知名的企业大多都是中国和美国企业，宫谷想要学习这种制造业模式，才来到深圳。“能赢的制造业”，其代表为“苹果”。苹果公司开创了一代手机产品的先河，不仅构筑了完善了供应链体系，还深入了用户心中。靠着硬件加软件的一体化，即便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价格便宜的手机，苹果依然能够保持行业领头羊的地位。宫谷的很多同事都有着同样的想法，因此他的前同事也都纷纷跳槽到了苹果或者华为，而他则来到了大疆。

苹果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手机，华为则是世界第二位的手机厂家，大疆是创新型公司的代表。无论上述哪家公司，在如今的21世纪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疆从2006年起步，最初只有3个人。初创的前几年，并没有太多主力产品，因此全员都将时间花费在技术开发之上。2010年，诞生了“小型无人机”，随着空中摄影技术进一步发展，无人机广泛的被应用在基建点检、测量、农药喷洒等领域。无人机的愈发成熟，掀起了“空中的产业革命”！

大疆运用直升机的技术，来控制无人机的飞行，与其他公司有着本质的技术区别。2012年发布的产品，引发了世界级的流行。之后，又开发了搭载摄像头的无人机等多种产品，一直在技术开发领域领先行业，现在世界份额已经达到70%。当初只有3人的公司，如今成长为1万2000人的大公司，当之无愧的是“深圳速度”！

日新月异的企业和街道

大市场化的今天，制造业越来越难做，为何大疆能够逆流而上呢？答案是“技术和价格的平衡”。在开发飞行功能以及摄像头技术等新功能的同时，也会尽可能的降低产品价格。为想要学习无人机操控技术的人召开技术讲座，不放下一个用户。进入大疆的宫谷，对其企业文化十分吃惊。入职第一天，宫谷就拿到了无人机，看到日文版本的无人机操控说明书上的日语有些奇怪，当场上报了领导，而领导立即让宫谷修改。在日本，这种做法几乎不可想象。入职第一天，一般都是了解公司的阶段，不会让员工接触到太多产品，更不会交给他任务。“当机立断”是深圳速度的典型特点，无论是企业还是街道，每天都在“改变”。

宫谷这样说到：“速度的背后是合理性和柔软性，总之就是尽可能的利用时间。比如开会，在日本每天都有着各式各样的会议，但是在大疆为了尽可能的增加在本职工作上的时间，几乎不怎么开会。大疆的工程师是没有名片的，因为他们认为交换名片属于浪费时间。”为了彻底的合理化流程，让工程师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本职工作之上，大疆不会给工程师发名片。日本如今也在推行“企业工作制度改革”，但是和深圳仿佛有些背道而驰。宫谷每天回到家中都超过10点，在日本是不敢想象的，因为许多大企业都在控制加班时间！

宫谷虽然在工作中感到“新鲜至极”，但并不能很好的融入中国式生活。午餐一般都是牛肉饭或者汉堡，晚上到自己经营的酒吧中用餐，他不怎么吃中国料理，购物也都交给互联网，甚至在深圳都没怎么逛街。即便如此，他也认为“这样就好”，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在“奋斗”。

四十年前的“乡下”

40年以前，深圳还是一个只有小村庄的乡下，1979年宝安县改组，深圳由此诞生。当时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变革期，百废待兴。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深圳被划为了经济特区。其主要政策就是吸引外资的注入，于是深圳开始了填海造陆，建设了一座又一座的工厂。当时中国的制造业还没有自己的技术，所以只能靠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资金，而中国工人在当时也做着比较简单的组装工作。可以说，深圳也是“代工起家”。然而，1990年代似乎发生了变化，本土企业接二连三的发力，出现了许多致力于技术研发的企业。

如今已经成长为世界级的通信公司中兴和华为，锂电池和电动汽车的领路者比亚迪，号称有着世界上最多用户的腾讯以及物流大公司SF（顺丰），这些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诞生。四十年前的那个小村庄，不知不觉间已经成长为有着千万人口的大都市，40年人口增长40倍！完全可以胜任“人类历史上人口增速最快的区域”的名号。

辞去日本工作，来深圳创业

藤岡淳一，一位来到深圳15年的日本人，他见证着深圳的变迁。2001年，藤岡辞去了在日本的工作，跳槽到一家初创企业，来到了深圳。之后独立，在深圳建立了办公室，开始生产数码相机、平板以及手机等电子产品。“2001的深圳和现在，完全是不同的街道。”他这样感叹道。回忆当初，藤岡这样说到：“当时有很多外出打工的人，街道上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仿佛流动着一种‘杀气’（打工竞争十分激烈）。现在工厂多搬迁到郊外或者东莞，市中心也变为商业街和办公楼。完全就是不同的街道！”

随着深圳的变迁，藤岡的工作内容也发生着变化。当初将自己设计的产品交给台湾以及香港企业，然后再转交给深圳的制造企业进行生产。之后，他直接找到了深圳的工厂进行生产。到了2010年，手机网络迎来了爆发期，深圳的优势更加明显。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店铺使用的平板、监控摄像头等也接入了互联网，因此ICT机器成为必须。日本虽然能够生产高品质的产品，但是费用过于沉重。深圳有设计企业、部品生产商、模具制造商等所有相关产业，因此竞争也十分激烈，导致价格持续降低。而藤岡则看到其中的商机，在深圳他可以花费很少的成本制造出他想要的产品！

之后，藤岡的工作再次发生了变化，2011年他创立公司，开始了EMS事业。产品几乎都是以客户的品牌进行销售，在终端客户手中的产品看不到他公司的铭牌。在日本百元店铺的耳机，价格便宜的行车记录仪以及各种价格低廉的平板电脑，大多都出自藤岡的公司。虽然员工只有150人左右，其主要产品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已经进入日本市场的TOP10。日本的配套产业链也十分完善，但是与深圳有着决定的不同，那就是：价格和速度。无论做出来多好的产品，如果价格不符合市场，最终也会“败走麦城”。如果有时间，日本会做出很成熟的产品。但是深圳的模式则不相同，一般国内会先出初版的产品，根据市场的反映再做调整，然后不断的优化。

ICT机器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市场要求这个行业要有能力迅速对应少量多品种的产品。关于这个趋势，藤岡这样说到：“IoT时代马上就要来临。我经常会接受日本年轻的企业家以及初创企业的咨询，我会告诫他们不要生产不能联网的硬件。”深圳拥有的是“制造能力”，而“制造能力”繁衍出“创新能力”。如果可以将这种模式带入日本，那么日本制造业或许能够恢复已往的生机。藤岡这样谈论他的梦想：“日本曾经制造了许多很棒的产品。但是，在我的世代，这些东西已经跟不上潮流了，非常的遗憾。日本工厂能否复活，又能不能从深圳抢回订单？我认为如果能够导入深圳的模式，日本制造或许能够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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