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韩关系因劳工索赔案、“慰安妇”等问题摩擦不断。在最新版《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强调日韩“直面非常严峻的状况”,凸显两国关系紧张局面。近期,日本政府更连续放风称,首相安倍晋三不准备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大阪G20领导人峰会上会谈。韩方则积极谋求以领导人会谈为契机,通过对话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

在互动增多的背景下,已经陷入历史最低谷的日韩关系能否迎来转机,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日频繁放风推拒会谈

5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信、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稔就安倍与文在寅在6月28日、29日举行的大阪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谈的可能性称,“应该不会举行(会谈)”“实现起来很困难”。西村的讲话普遍被认为代表安倍的立场,预示如果韩国不能在劳工索赔案等问题上缓和态度,文在寅在G20峰会上可能受到冷遇。

事实上,自上月日本政府就通过多种途径向韩方传达出G20峰会上将不举行日韩领导人会谈的信息,意图迫使韩国在劳工索赔案等问题上让步。

4月13日,多家日本媒体援引政府相关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正在讨论不在G20峰会上举行日韩领导人会谈,原因是安倍首相认为即使与文在寅见面,也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另有日本媒体报道称,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在4月23日举行的日韩局长级磋商中,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金容吉向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金杉宪治提出在G20峰会上举行韩日领导人会谈的建议,强调会谈是改善韩日关系的重要契机。但日方因韩方未能在劳工索赔案问题上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以“时间紧张”为由,表达了消极态度。

日本作为G20领导人峰会主席国,首相与出席会议的各国领导人举行单独会谈,无论从外交礼仪上还是实际外交需要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距离大阪G20领导人峰会召开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日本政府频繁放风,表示将不举行日韩领导人会谈,显示出日韩关系已经陷入最低谷的严峻现状。

据悉,上一次日韩领导人会谈还是在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之后因为劳工索赔案、“慰安妇”等问题,两国领导人之间甚至没有通过电话。面对日韩高层往来几近中断的现状,日韩相关人士均明了借G20的契机举行领导人会谈的重要意义。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近日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说,日韩关系恶化受政治影响很大,如果两国领导人有改善关系的意愿,毫无疑问日韩关系将受到积极影响。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显在4月的一次会议上称,今后数月将成为对日关系最重要的时期,显示出欲推动日韩领导人在G20领导人峰会上实现会谈的意愿。

外交蓝皮书表述严厉

4月23日,在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于内阁会议上报告的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中,对日韩关系的表述比以往历年都要严厉,不仅删除了沿用多年的“在相互信赖基础上,发展未来志向的新时代两国关系”的内容,还突出强调日韩“直面非常严峻的状况”。

在具体问题上,蓝皮书重点提及韩国司法机构对日本二战期间征用劳工案的判决,称其“颠覆了日韩关系基础,断然不能接受”。为促使韩国政府接受基于《日韩请求权协定》进行协商,蓝皮书称日方将诉诸国际仲裁和其他对抗手段在内的措施。

在日韩存在主权争议的“竹岛”(韩国称“独岛”)问题上,蓝皮书写进了去年未写入的“韩国非法占据”的表述,并强烈抗议韩国在周边实施军事训练。

据悉,在对日韩关系表述上最早使用“未来志向”,是1998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与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的《日韩伙伴关系宣言》。之后,在两国外交文件和领导人会谈中多次使用“未来志向”。安倍第一次上台时,两国在“未来志向”外还加入了“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和基本人权等基本价值观的伙伴”的定义。

2013年1月成立的韩国朴槿惠政府前期,日韩关系龃龉不断,2015年日本干脆从《外交蓝皮书》中删除了“享有共同价值观”的表述,仅称韩国是“重要邻国”。2017年5月文在寅政府成立后,日韩关系一路恶化,反应在日本《外交蓝皮书》上,2017年韩国被定义为“共同享有战略利益的最为重要的邻国”,到2018年“重要邻国”的表述也被删除。2019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对日韩关系的表述比以往历年都要严厉,直言日韩“直面非常严峻的状况”。

在新版《外交蓝皮书》中,日本把日韩关系恶化的全部责任推给了韩国,一副韩方不改变在劳工索赔案、“慰安妇”等问题上的立场,日韩就没得谈的强硬姿态。而更为严峻的是,日本国内舆论也未能客观看待文在寅上台后,韩国现任政府尊重朴槿惠政府时期被长期压抑而反弹的民意,在劳工索赔案、“慰安妇”等问题上寻求更妥善解决的国内要求。

在两国舆论都对对方不满的情况下,日韩关系的改善无疑将面临巨大挑战。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