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物质生活参考（ID：wzshck）

01.

上个星期，日本因疫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涉及东京、神奈川、大阪等7个都府县。尽管不是严格封城，还是引起了舆论骚动。在推特上，“逃离东京”（東京脱出）成为热门话题，一度被顶上热搜。东京籍汽车牌照也开始出现在日本各个地方。

这令我想起一部日本电影——《生存家族》。讲的是全球同步大停电的情境下，东京的一切处于停摆状态：公共交通停滞，小家电无法使用，电梯、电脑、电视、电灯不能用，工作、学校、家庭所有场景都宕机。家庭主妇们蜂拥至超市囤货，却被告知刷卡机不能用，只能现金交易，去取钱，ATM机前早已挤满了人……停电扰乱了城市的一切秩序。

生活受到阻碍的人们开始纷纷逃离东京。因为飞机场也停运，主人公一家人只好骑自行车从东京到鹿儿岛。一路上他们基本回归最原始的状态，吃自然喝自然，钱买不到任何东西，只能“以物易物”。当面临生存危机，劳力士还不如一瓶水或一斗米来得实在。

骑行108天后，他们最终到达了鹿儿岛，过上了当地田园牧歌的生活。自己种菜、打渔，回归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虽然远离现代文明，但好歹吃喝不足。他们就这样生活了两年。

仔细品品，城市真是脆弱的。它的一切供应都靠外界，它的自我运行能力需要太多其他因素的泵血。当资源无法供给到城市时，它变成一个大铁笼、大围城。所以灾难来临时、战争来临时，人们会反向逃离，回归土地与水源，回归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和资源。

全球大停电当然是一个虚拟极端情境，但战争我们不陌生。

看关于二战的非虚构作品《最后一役》时，第一章给了我一种震撼：盟军不断地轰炸柏林，美军白天炸，英军晚上炸，城市早已破败不堪。资源被管制，“这些日子里，人们做什么事情都得排队——等肉贩，等面包师，甚至在自来水管被炸断时还要等水”。市民必须要手持食物配给卡，才能获得食物。

那其中生存的人们，以疯狂与理智交织的状态尽力维持着平日的生活秩序：警察、邮递员都在岗，动物园仍在开放部分区域，百货公司在打折，列车还在运行，洗衣店、干洗店、美容院生意还不错，送奶工的摇铃声准时出现在路口……每天天一亮，柏林人会从防空洞、地窖中走出来，赶在美军轰炸之前去上班，即便路基已经被破坏，上班之路需要花费几个小时。

城市秩序在此种情况下仍能勉强维持，德国人性格的严谨与板正令人钦佩，城市惯性之大也令人震惊，但这层薄薄的秩序之下，埋藏着的是恐惧以及随时可能发生的混乱。

与之相对比，住在偏僻地区的人们生活则截然不同。科尔布夫妇住在安静、如同田园诗般美好的施塔肯分区，未曾受过炸弹洗礼，当城市主体遭难时，他们在考虑着该在花园里哪个地方挂上吊床，到底是4月初种早季马铃薯还是再等等，他们还想种些菠菜、香菜和莴苣。

看来《白鹿原》里白嘉轩对土地之所以如此执着，是有道理的。地是不会变的，而地里能源源不断地长出庄稼来。

大型传染病疫情我们原本是陌生的，它存在于中世纪黑死病、存在于一战期间、存在于非洲，而不存在于当时当下。2003年的非典以及后来的禽流感、猪流感是我们所经历的传染病，但其程度并未令全球亮起红灯。而由去年底延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却是《瘟疫游戏》成了真。

疫情袭来后，城市人的第一反应是囤货：囤粮食、卫生纸、口罩、避孕套。占有一切可用资源，是城市面临危机时普通人的第一反应。因为城市并不能直接“种”出点什么。

在日本人“逃离东京”时，英国人在此时选择回到“起点”，他们别出心裁地开始养鸡了。原因是超市买不到鸡蛋，而传统英国人的早餐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两颗太阳蛋。所以英国人决定养母鸡，自给自足。连蜘蛛侠的扮演者荷兰弟都养了3只母鸡，成了“养鸡大户”。

养鸡场的母鸡供不应求，经理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以往要卖3个月的鸡，1天内就卖完了，没办法，他们只能限购，每人只能买3只。随之销量暴增的是鸡笼，一家时尚鸡笼生产公司表示，3月16日-3月22日，欧美销量提高了66%。

3月30日，《每日邮报》发了一则消息，嘱咐英国民众看管好自己的鸡，因为偷鸡现象近来十分严重，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似乎是2个月前我们抢口罩时的样子。母鸡成了硬通货，公鸡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性别歧视。

其实，养鸡是英国人应对不确定性的常规操作，二战时期、信代危机时期，当他们认为最基本的生活供应会受威胁时，他们回归祖辈过日子的精华，开始养鸡，自给自足，保证餐桌上两颗蛋的供应。他们随时准备部分地归于田园。

现在，不止英国、日本，法国人也循着同样的“逃离”路径。《经济学人》的报道称，巴黎在3月17日封城前，有120多万人仓惶出城，近五分之一的居民都溜走了，他们涌向了海边和村庄。[2]传染病疫情正在激发人们回归田园生活。

《卫报》写了一段很美的话：“在这动荡的日子，自然界就像我们的避难所。叶子在绽放新绿，鸟儿在忙着做巢，栗子的嫩芽饱胀着。肺草的蓝色和粉色像洛杉矶的晚霞一样漂亮。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自然界让人欣喜若狂。春天是合法的、免费的致幻剂。”[2]

在危机面前，城市人对自然和田园的渴望升至高点。乡土像是一条退路，好像退回去人人就重获了生存权。

02.

非危机状态时，城市的教育、医疗、工作等资源像黑洞一样吸引着人们。恩格斯在《大城市》中写到曼彻斯特工人们的居住环境：街道曲折狭窄，房屋肮脏破旧堆挤在一起，河流臭气熏天，工人住的房子仅仅是一个房间，几乎没有家具。城市是带有啮齿的，啃伤着未受资源倾斜的人。可人们依旧愿意留在这里，为了谋生，为了它的种种福利。

但田园牧歌似乎归根结底是人们的理想。城市越发达，这种理想的吸引力越强。反城市主义观念最常见的话语表达便是对田园牧歌的怀旧式追忆。[3]

我看日本电影与日剧，总是能感到田园的召唤。《小森林》《哪啊哪啊神去村》《幸福的面包》《凪的新生活》《海街日记》……都令人想要拥抱土地和绿色。

记忆最深的是山田洋次致敬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而拍的《东京家族》。住在濑户内海小岛上的老夫妻俩从乡下到东京去探望儿女，儿女们住在逼仄的屋子里，事业也很忙，没有时间陪他们游玩，直到母亲因病在东京去世。两种节奏的碰撞至此而告一段落。

结尾时，父亲抱着母亲的骨灰回到乡下，又回到了那个熟人人情社会，有山水，有花草，有邻友，时间慢了下来。父亲平静地坐在只剩他一人的家里，剪着指甲，偶尔抬头看一下屋外的柴犬。

仔细想想，日本影剧中田园文化如此盛行的原因，大半也是因为城市压力实在太大吧。

近些年，韩国开始产出一种慢综艺，譬如《三时三餐》，也是以田园生活为背景的，中国将之抄过来后，变成了《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虽备受争议，但其关注度之高多少说明了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中的各种角色对田园的渴望。

这大约也是李子柒与华农兄弟走红的原因。二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田园文化，将人们的“田园向往”变现。李子柒在外网获得关注，恰也说明了不分国界，田园或许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美国也有他们自己的田园崇拜对象——塔莎·杜朵奶奶。因为不喜欢都市的社交生活，塔莎·杜朵15岁就休学，搬到农场，开始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结婚后也如此。农场没有自来水和电，一切全靠自己，她却甘之如饴，缝缝补补，侍弄花草，养了13只柯基犬。1972年，她佛蒙特州的山上建造了一座乡间别墅，一个人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塔莎·杜朵成为许多城市人的向往。

不过，田园梦很容易被矫饰，李子柒的争议来源于此。她所代表的田园生活，过于美好。这令我想到几年前的终南山隐士潮。

2009年，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写了一本《空谷幽兰》，寻访中国现代隐士。或许是受此影响，在那之后，终南山迎来隐士高潮。各种新闻层出不穷：“90后女孩隐居终南山7年，把生活过成了仙侠大片”“金领放弃百万年薪 一身布衣隐居终南山”……

终南山上挑水、种地、晒太阳、喝茶和阅读的慢生活吸引了无数城市人。这种潮流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注意，法新社的一篇报道中说：据不完全统计，有50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行者隐居山谷。

但隐居生活并不全如想象，山上有毒蛇、冬季零下20℃、物资贫乏……更现实的是，“隐居热”带来的租金上涨。撇去浪漫色彩后的隐居生活，枯燥得如同一把土。有人坚持，有人纷纷下山。

或许就像某位博主写的：“我向往田园生活，但不想回农村，除非是日本电影《小森林》中那样的农村。”

看来，秩序被打乱前，城市人的田园梦，多少仍带着中产阶级的幻想色彩。

参考资料：

[1].《被逼急了！英国民众为何开始偷鸡？》作者：王小哼 ，财经早餐。

[2].《为什么封城前巴黎富人都往乡下跑？》，作者：贝小戎，贝书单。

[3].《“反城市主义”与中国城市⼈口调控的谱系》, 作者：赵益民，《城市治理研究》 第三卷。

*图片系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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