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管哪种语言里，都很难找到一本书像日本研究专家、翻译家爱德华·赛登施蒂克对东京历史的经典叙述那样，不仅充满了一个城市及其国民的精神，而且渗透着作者的智慧。作者凭借其对日本文化的渊博知识和深厚理解，以引人入胜的独特视角追溯了东京是如何从幕府将军的古老都市，历经明治、大正时代的沧桑巨变，转变为现代化大都市的。通过各种令人惊叹的细节、详实的史料以及对日本文化的敏锐洞察力，揭示了近代日本为何能在积极吸收西方文化，成为世界强国之后，仍能将古老的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奥秘。
在日本，你总是可以听到人们提到“双重生活”。这个词并不像刚开始听上去那么使人浮想联翩，它事实上有点乏味，指的是日本人东西合璧的生活方式，比如既穿鞋子又睡地板。双重生活即使从乐观的角度来看也是给人带来多余的花销和不便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那就是一种折磨，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
然而观察日本人平时的生活状态，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心平气和、理所当然地过着这种双重生活。看来身份危机之类的说法，只是知识分子在咶噪，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世界各地，社会变化带来的烦恼都是很普遍的，例如18世纪的农耕社会变为20世纪高度发达的城市化社会，这是欧美都共同经历过的。不过日本确有其不同于西方经验的特殊性。
剧作家长谷川时雨有一天回家，发现她有了一个新妈妈。倘若只是旧妈妈被逐出家门，一个新妈妈取而代之，这样的变化可能并不怎么让人吃惊。而时雨的感觉是旧妈妈被“重塑”了一遍，换了新颜。
以前的江户妇女在结婚之后都要修掉眉毛，染黑牙齿。谷崎后来在《阴翳礼赞》中提到，这种风俗使江户女性的容貌带上了亡灵般阴翳的色彩。不论染黑牙齿有什么审美上的价值，人们以前习惯上就是这么做的。
明治政府认为这种做法与新时代格格不入，决定予以废止。皇后在1873年首先作出表率，停止染黑牙齿。宫里的妇女很快跟着效仿，这股新的风尚逐渐向下传播，将近半个世纪后，就连日本最偏远角落的农村妇女也不再例外。想想如果现在的英国女王和威尔士王储的妻子突然染黑了她们的牙齿，公众会多么震惊，就能明白当时日本人所受到的冲击了。
ES莫尔斯没有提到的是，他书中所说的人力车夫并不是因为脾气好，所以非得在进城前先在市郊停车整理着装。在日本，传统与变革的关系都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复杂化： 变革本身就是一种传统。即便在闭关锁国最严厉的德川幕府时代，在日本仍然能看到洋货刮起时髦旋风，例如最初用来做糖袋的白棉布，后来又成为制作和服的流行衣料。洋货在日本一直很受推崇，这不需要辩解。那个车夫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既不是迫于着装新规的压力，也不是因为他的客人要求他表现出乐意效劳的态度和通情达理的坦诚。与此同时，日本人非常看重周边环境的和谐与平衡，长谷川时雨的母亲也是一样。因为过于前卫的打扮遭到邻居们的非议而感到羞愧，她虽然没有把牙齿染回黑色，但还是把发髻变回了过去的椭圆形式样。
之前梳的高髻，时称“庇发”日本发式的一种，是使前额和两鬓的头发突出形成屋檐状的发型，由明治女演员川上贞奴设计，也是使她看起来完全像是别人的一个原因，招来了邻居们的恶评，他们对此颇不适应。然而如果要问他们什么是新时代的标准，他们自己可能也常感到迷茫。因为许多以前显得理所当然的行为，现在一下子成了不文明的陋习。一份保留至今的1876年东京城内轻微犯罪情况的统计显示，“随地小便而不是去公共厕所”差不多占据了一半的篇幅。剩下的五六千起犯罪中，大部分是寻衅打架和赤膊闲逛。其他禁止事项虽然不那么容易违犯，但人们仍然同意要小心对待。未经允许就剪掉头发的罪名似乎是专门针对女性的。“表演男女混合式相扑”也是一罪。
还有八起犯罪是异性装扮癖，这就令人奇怪了，因为男扮女装一直是歌舞伎的一部分，而且在更私下的场合，似乎也并未引起人们严重的不适。长谷川时雨回忆称，在日本桥学习小曲的女性中有一位有些古怪，后来“她”被发现是男性。人们貌似并没有叫警察，也没有禁止那个人来上课。
男女混浴在1869年遭到禁止。但我们仍可以推断当时的人们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因为政府在1870年和1872年又两度出台相同的禁令，并勒令浴场在门上挂上帘子，以阻挡街头路人的视线。尽管阻力重重，浴场最终还是成功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当时下町平民的家中很少配有自己的浴室。几乎所有人都去公共浴场洗澡。公共浴场不仅可以用来洗澡,同时也是交朋友的地方。许多浴场的二楼都提供游戏和啜茶的场地，还有漂亮的姑娘从旁为客人倒茶，这些只收取低廉的费用。当时的学生似乎特别喜欢去。从明治中叶开始，浴场的性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可疑。随着家中浴室越来越普及，公共浴场的洗浴功能也变味了，二楼有时候便被改造成“箭术靶场”（其中有漂亮姑娘可以提供特殊服务）和饮酒场所。公共浴场以前发挥着江户平民阶层的社区中心的功能，人们可以在这里远离喧嚣和人群，放松自己；它也是一个提供各种休闲元素的地方，比喧闹叽歪的家里更具有吸引力。而现在它成了有点污浊的新妓院。
在以江户晚期为背景的小说里，理发店也和浴场一样是观察世事变迁的地方。新时代也使这里发生了变革。西洋服饰起初价格昂贵，不是庶民能买得起的，但理个西式发型却不贵。许多男性很快就接受了，而另一些人正如长谷川时雨妈妈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接受起来要更慢一些。明治时代把最前卫的发型叫做“开花头”，其类似于“披散短发”。过去，贵族和平民的发型要求剃掉一部分头发，并蓄长剩下的头发，这样就能用顶髻扎起来。早在1873年（即明治六年），当时的报纸就报道称东京1/3的男人已经改剃了西式发型。
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如果你剃一个开花头，那就是顺应了‘文明’和‘开化’的潮流。”而更保守的人则以梳更传统发型的方式做出回应，其中甚至部分包含了暗示要废除明治维新，回归旧秩序的意思。
最早的新式理发店开设于1869年的银座。甚至在火灾发生前，人们在银座已经可以见到一些新事物了。
该店的理发师是在横滨习得的手艺，他的第一位顾客据说是消防队的队长。这在日本人看来合情合理。消防员属于比较传统的人士，以勇敢和魄力而闻名，在江户时代的小说和戏剧中都是重要人物。
这也证明了在明治时代，传统与变革通常并不冲突对立，而是彼此相互需要。
到了1880年，东京城里2/3的男人都改成了新式披散短发。在之后不到六年的时间里，这一数字上升到90%。而到了1888年乃至1889年的时候日译本为“明治二十一年”只有少数怪人才会保留旧式的发型。
西洋理发店的侵袭速度比西服店要快得多。不过直到大正时期的轻佻女郎时代，妇女才真正开始剪短她们的头发，垂髻垂发。思想解放的明治新女性则追求有“屋檐”之称的高卷式束发发型。一些艺伎和高级妓女从明治中叶就开始穿西式服装，也有一些留起了被称为“香波头”的发型。之所以冠以这样的名称，是因为这种发型近似于在洗头时让头发垂下时的样子而不把它再梳回去。最早的美容学校由一个名叫玛丽·路易莎（MarieLouise）的法国人建于大正时期。之后其他的美容学校也接踵兴办起来。
大约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来自英语的“高领”(ハイカラ， highcollar)一词开始流行起来。它起初是用来挖苦人的，意思是极端崇洋媚外：如果一个女人的发型被认为太张扬太像屋檐，它就会被贬称为“高领”。在语言表达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对时髦的微辞。
若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被算作“高领”的许多东西都令人意外。实际上许多看似日本古来就有的风俗，却是在明治时代受文明开化的影响才产生的。“万岁”一词很早就有，但在兴致高昂的场合高喊万岁，似乎是始于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的时候。神道教式婚礼的流行也肇始于明治时代。1877年，最早的婚姻介绍所在浅草建立。自明治以来就在日本占据非常重要位置的街角警察岗亭可能起源于江户时期的哨所，不过也有可能是肇始于公使馆和外国人居留地入口处的门卫。现在一般认为，最早的私人侦探所建于1891年。而今天，民间的信用调查机构随处可见且多种多样，调查工作也做得如此老练细致，以至于当了解到它们的起源离现在如此之近，常让人大吃一惊。
车辆靠左行驶也是明治时期的一大革新。江户时代，道路上的来往车辆还不是很多，但桥梁上的指示牌显示，当时车辆似乎是靠右行驶。在明治时代早期，或许是受英国的影响（毕竟大英帝国在当时的许多领域都处在文明开化的前列），警察一般都命令马车靠左行驶。从左往右读横版书也是明治时期的一大创举。这种读法并没有被官方强制推行，而是逐渐变得流行起来，中间也经历过反复。日本桥两家毗邻的金融公司的店招，有时一方采用旧式的从右向左写，另一方则是新式的从左向右写。在同一列火车里也可以见到从右往左写的列车路线描述，以及从左往右写的禁烟标牌。
已经取代清酒成为国民饮料的啤酒，以及取代相扑成为国民运动的棒球都出现于明治早期。最早的啤酒厂建于东京，正好位于日比谷阅兵场的南面，离鹿鸣馆和后来建造的帝国饭店不远。1899年7月4日，第一家啤酒馆在京桥开张，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日本的门牌号管理制度直到现在都很混乱，暂看之下可能会认为这是自古以来不成文的习惯导致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明治时代之前，日本人其实根本没有门牌号的概念，一个地方的名称是以“街”或“町”为中心的，这两个词可以被翻译成“街区”。一些街道以前有俗名，一些在今天已经有官方名称，但街区依然是一个地址的核心要素。在明治维新以前，一个地址除了街区名称外就没有别的信息了。如果需要更详细的信息，那就只有再加以具体的描述了。比如，“在第二条小巷这里转进去，看到隐退的刻章老伯住的屋子之后，再往前走两间屋子”。早年去西方考察的人注意到了门牌号，觉得这东西可取，便在新房建起来时都配上门牌号，可是渐渐的老房子也想配门牌号了，结果导致一片混乱。
门牌号码缺乏系统性的问题在近年来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一个街区里，虽然二号门牌不一定在一号和三号之间，但总算也是在这附近了；然而，日本人对门牌号的概念并不像欧美那样是沿着直线依次排列，而是和过去以“街”或“町”为中心的习惯一样，是以某个区域为中心排列的。尽管这样有它的乐趣，有时候寻找地址就像探险似的，但门牌号若是能按直线排列，毫无疑问会比散开分布更有效率。总之，明治维新采用门牌号所带来的混乱是文明开化的产物，而并非由愚昧的传统造成。
现在每个日本人都会使用的名片也是从西方引入的。一般认为最早的名片是幕府外交使团在1862年出使的时候从欧洲带回的。
在1903年版的《日本旅行指南》里，其编纂者巴兹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和WB梅森（WBMason）是这样描述东京的：“有着宁静的田园氛围，这得益于树木的枝繁叶茂。”与大部分日本城市，尤其是与大阪相比，东京确实称得上是郁郁葱葱的城市。不过沿街种树是现代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虽然在江户时代，沿河种树已是一种习惯做法，如神田川沿岸的“柳原”甚至在德川时代之前就有了，但江户城中的树木和花草，当时实际上都还是栽在盆罐里或私人院落中。最早真正的行道树，是银座的松树、樱树、枫树和橡树。
西方舶来品最早出现的地方是以横滨为代表的通商口岸。但许多革新却发祥于东京。日本最早的柠檬水和冰淇淋出现于横滨，而东京则有全日本最早的黄油和西式例汤。
日本最早使用假肢的人是东京歌舞伎演员，第三代泽村田之助。传教士医师中的先驱者，发明了沿用至今仅略有改动的赫式日语罗马字拼法的JC赫伯恩（JCHepburn）医生，在横滨为其安装了假肢。他先截掉了泽村一条长有坏疽的腿，并在美国订制了一条木腿，其于1867年送达日本并给泽村安上。
泽村于1878年过世，在此之前他又失去了一条腿和两只手臂，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靠着义肢和义足演到去世为止。
男性在许多方面比女性能更快地接受西洋事物。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剪掉顶髻上，也体现在改穿洋装上。我们在亚洲其他地方也会看到这种现象。这可能跟女性被赋予的装饰性功能有关，某种程度上也与西式服装和机械在日本人眼中象征了源自西方国家的强大魅力有关。不管谈生意时穿西装是不是更合适，总之人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穿西装的西方人在商业上确实更为成功。
当时有一些艺伎也已经穿上了裙撑和蓬蓬的裙子，以及带有很多花边和装饰性褶皱的洋装，梳着香波发型。这也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前往鹿鸣馆时的正装。然而在上流社会的女性当中，19世纪末期的重点已经从西洋服饰转向了对日本和服的改良。尽管炎热季节的服装比冬天或春秋这种凉爽季节的服装西化得更快，大地震前夕银座的大部分女性在逛街时依然身穿和服。而在同时期，大约三分之二的男士已身穿洋装。在明治时代初期，洋装的价格还是非常昂贵的，只有有钱人和被强制规定的官僚机构职员才穿得起。军队和警察是最早采用洋服的，从德川时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1881年，东京已经有两百家洋服屋，超过一半集中在日本桥。
天皇所用的纽扣和皇后的手镯、西式发饰等都产自法国，于1872年送达。同年，元老院废除了传统的宫廷服饰，不过在新桥至横滨的铁路开通仪式上，大部分的宫廷官员仍然身着传统服饰参加仪式。当时，愿意穿西洋服饰的男人要比女人多，上层阶级人士比下层阶级多。
即便在鹿鸣馆独领风骚的时代——一个向世界展现日本人和西方人一样文明开化的时代，日本人在对待西方的事物时似乎也是决心多于热情，把要向世界证明日本已经西化的义务放在首位。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报纸中了解到，在一些重大的宴会活动中，舞池里最多的仍然是外国人。根据皮埃尔·洛蒂的记载，日本女人被勉强请入舞池后，虽然舞姿步态十分正确，但动作僵硬如同木偶。
鹿鸣馆的晚会与东京市民的生活关系不大，它们属于政治圈和上流社会。
惯于到浅草寻欢作乐的阶层即使有机会踏入鹿鸣馆这个地方，也一定是以仆人或服务员这样的身份。那里上演的事情离江户和其市民距离遥远。
然而鹿鸣馆时代仍是一段如此引人注目的插曲，或者说是一系列插曲，以至于如果单纯把它归结于政治问题或是只属于上流社会的问题而草草打发，未免过于狭隘僵化而使我们无法全面把握明治时代，毕竟它浓缩了明治时代的精神，因此我们在这里需要费些笔墨讲讲它的故事。
鹿鸣馆建筑本身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而如果只是像历史教科书那样讲述那个年代又显得有点枯燥无味。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浮世绘版画作品中体会到鹿鸣馆的氛围和生命力，虽然这些版画家自身并非上流社会中人，也基本没有机会亲临鹿鸣馆的晚会现场，但他们还是捕捉到了鹿鸣馆最辉煌时代贵妇们亮丽的服饰和美丽的身姿倩影。不过如果你亲临那个年代，并有幸居于少数受邀人之列，你会发现鹿鸣馆里的工作非常辛苦，不见得比今日妇女慈善团体的工作更吸引人。洋装和裙撑倘若是照片留影而非版画所绘，可能就没那么有韵味了。这些版画创作于浮世绘艺术最后的黄金时代，很好地搭配了深受明治艺术家青睐的明亮色彩。
兴建鹿鸣馆似乎是井上馨的主意，在他1879年就任外相的时候，修改不平等条约正是眼前的一大问题。他是长州派系的人，长州和萨摩藩是明治维新的主要缔造者。1881年，他的好友兼同乡伊藤博文成了政界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两人都是青年从政，此时伊藤年近不惑之年，而井上则是40多岁。他们在明治维新前曾一起去英国学习。1885年，当伊藤成为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今天的公职仍然沿用了这一头衔）时，井上是他的外相。两人都认为欧化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治外法权的最佳方式。鹿鸣馆便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
虽然井上开创的其他事业还有许多，但他最为后人所铭记的就是构思了鹿鸣馆这座建筑。这栋建筑的魅力除了出入其中的贵妇美丽的衣装之外，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梦幻元素。有人或许会问，除了明治时代的日本，还有哪个地方的政治家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精明顽固如英国驻日公使这样的人，会被鹿鸣馆的几场西式舞会打动，从而向英国政府建议修约？但这正是修建鹿鸣馆在当时的意义。这段插曲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年轻的明治日本在当时的热切渴望和雄心壮志。
关于井上在开馆之夜邀请的宾客人数，现存的资料有各种说法。估计有不下一千人参加，其中几百位是外国人。鹿鸣馆的正面墙壁上装饰着一大片树枝和鲜花，点缀着旗帜和皇家纹章。花园里隐隐闪烁着无数小灯，每一盏灯都照在小雄鹿的塑像上。
正面台阶边上装饰的繁茂树叶间，也有两只鹿的塑像探出头来。大扶手楼梯两边摆满了菊花。为了让鹿鸣馆在各方面都尽可能地像欧洲的建筑，井上特意让管弦乐队在演奏时间上迎合欧洲国家首都夜生活通常开始的时间，但这个时间点在日本传统上却已经过了江户之子回家就寝的时间。因此当时还准备了专车以接送来自横滨的客人。
实际上，围绕鹿鸣馆夜宴的一切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向夫妇一起发出邀请在当时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创举——江户之子对此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鹿鸣馆除了举办夜宴和游园会之外，在1884年的时候还举办过一场慈善义卖。这也是以前不曾有过的。过去虽然也有慈善事业存在，但做法完全不同。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如果施主与受施者熟识，觉得后者值得帮助的话，给予施舍并没有什么不妥。但针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开展慈善义卖，连捐助的是谁都不知道，似乎毫无意义。1884年的慈善义卖持续了三天，共卖出一万张入场券。在义卖结束的时候，三菱财阀买下了所有卖剩的东西。义卖会的主要组织者是一位出身皇室支系家族的太太，日本许多贵妇人都是该组委会的成员。
不论是否上手，跳舞是鹿鸣馆的主要活动。绅士淑女们都要穿洋服出席，洋服比和服宽松得多，而且更能向外国人展示日本的“文明开化”。从1884年年末起，女士和先生们开始定期集会，勤奋地练习华尔兹和四对舞，等等。组织者是日本的两位贵族夫人——锅岛直大夫人和井上馨夫人，而老师请的是外国人。
鹿鸣馆时代的最高潮是伊藤博文在首相官邸而不是鹿鸣馆内举办的化装舞会。1885年，时任首相伊藤博文在他自己的官邸里举办了一场大型化装舞会。宾客的具体人数依然有各种说法，从400到1000多，不一而足。因为化装舞会并不要求宾客必须穿洋装，因而到场的许多有名的日本客人都利用这一点没有穿。
伊藤自己打扮成一个威尼斯式的贵族，而井上则扮成帮间在宴会上陪酒说笑助兴的男艺人。内务部长扮成日本武士，帝国大学校长则以一身西行法师的装扮到场。
伊藤不久以后就卷入了一桩性丑闻，他与一个贵妇人有染，后者已是有夫之妇。伊藤内阁在当时也变得家喻户晓，人们给它起的外号——“跳舞内阁”，不论是在日文里还是英文里都不是恭维人的话。伊藤博文在内阁总理大臣的位子上一直坐到了1888年，然而鹿鸣馆的春天已经过去,大学校长复古的例子似乎表明，并不是每一个去那里的人都对西化热情满满。
由于在建成之初就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鹿鸣馆成为越来越多人批判的对象，有一些批评是恶意而情绪化的，也有一些听起来比较符合实际。当时也确实出了不少事情，其中1886年的诺曼顿事件（Normanton incident）是最有名的。诺曼顿号是一艘沉没于日本纪州冲海域的英国货船。当时幸存下来的全是英国人，而23名日本乘客却都溺水身亡。船长在神户的领事裁判所接受审判，结果却被判无罪释放。后来横滨领事馆虽又判处他三个月监禁，但这无法平息众怒。对治外法权的愤怒不断升级。鹿鸣馆和其中召开的聚会没有达成任何当初预想的目的。
十年快过去了，支持鹿鸣馆的势力已消逝殒尽。伊藤的政治生涯虽然并没有随着他的丑闻和辞职而结束，但井上却再也未能踏入政权核心圈子。激进的极右保守派和左派民权运动的领导人都一致认为鹿鸣馆必须拆除。1889年，它被卖给了华族俱乐部，自此走上了湮没无闻最终消亡的道路。但它的名字不会被遗忘，在它鹤立鸡群的短暂时光里，鹿鸣馆是东京真正的奇物之一，吸引了像芥川龙之介和三岛由纪夫这样迥然不同的作家，使他们为之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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