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谢谢于青记者的发言。下面请日方的一位代表来发言。 

　　【前田宏子】：首先今天这个座谈会的题目非常有趣，我个人认为由于日本的政治和社会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所以媒体在社会当中所处的位置也和中国有所不同。在此我想说一些对日本媒体的一些看法。关于一个新闻媒体要进行报道，不可能报道一些虚假的事情，这种事情是不可以的，但是至于有没有非常中立或者是非常冷静的报道，我觉得作为媒体来讲不可能进行冷静报道。我认为媒体的责任之一其中一个是将事实告诉给民众，另一方面同时在报道事实的同时，也加入了对事件的看法。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五大报社，基本上分布的是比较右的两家，中间一家，比较左的两家。 
　　举个例子，像《产经新闻》，日本人都知道，这家新闻社报道中国的消息是比较右一点的，《朝日新闻》是比较亲华的观点，在这点上日本人在读之前就比较了解了。还有报社经常请一些学者，主要是持不同论调的学者来发表他们的言论，这也是向社会发表自己对某一事件的看法的形式。刚才加藤嘉一先生也提出来了，现在日本报纸如果对中国相关报道的非常严厉，如果从严厉的角度进行报道的话比较受欢迎，这是现在日本的情况，《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这两家报纸有这样的现象，比如像前不久的反日游行，在日本的媒体进行披露以后，觉得北京所有的地方都有游行，但是报纸的记者知道北京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游行，但是还要进行这样的报道，我觉得这点他是有责任的。 
　　另一方面，在日本对中国报道的研究最近做的比较多。按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中国的媒体在过去是要承担着对民众启蒙的作用。而现在情况不一样，并不是说报纸单方面肩负着启蒙的作用，从民众的层面看，他们对某一些报道也会有不同的观点，那些不同的观点反过来也会影响到社会和报道的方式。在日本，日本人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一点，这些不同的意见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通过什么形式表露出来，这是日本人非常关心的事情。所以在此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也想得到各位的指教，曾经在中国肩负着指导民众的作用，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作为媒体，这个报社之间的传媒人对这点有什么看法。现在通过网上看新闻的人也在不断地增多，前不久去西藏旅行的时候看到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在西藏看电视的人不多，但是到网吧的人非常多，看上去一些不是很富裕的孩子，都在网吧里打游戏。另外，在中国网站上关于日本的报道，也有一些对日本比较友好的言论，但是也有一些很不友好的言论。所以，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我非常希望中国的网站在有关日本问题的报道上能够多有一些正面的报道。 
　　这就是我的观点。 

　　[主持人]：刚才前田宏子提到了一点，中国的新闻人以前是处于指导地位，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在座的有两位在一线执笔的记者，这位是《中国青年报》的孙文清，咱们先听听孙文清先生的发言。 

　　【孙文清】：主持人点名，也是主持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到这里来参加这次座谈，我当时也是有点紧张，因为平时写文章的时候总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写出来，现在说出来马上有许许多多不知道的人在听在看，压力特别大。话说出来，在这种场合能够把自己的话非常直率的说出来，很不容易。 
　　刚才加藤嘉一先生和前田宏子小姐对媒体的评论，我非常的赞同，尤其是媒体的多元化，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感受。因为我们平时在采访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感到言论也好、评论也好尽可能做到平衡，这点跟加藤嘉一先生说的多元化是相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张报纸也好，或者是作为记者采访也好，采访某一个人是我自己定的，他说的话的的确确是自己说的，客观的报道，但是如果在版面上出现的，让这个人说话不让另外一个人说话，本身报道的导向就是只报道了一方面，没有报道另一方面，这个的的确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作为一家媒体，应该做到平衡。 
　　我知道日本曾经在97、98年的时候，日本在讨论改宪和护宪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朝日新闻》做的非常好，他让主张改宪的在一个版面发言，同时让护宪在另外一个版面上发言，这样会有一种平衡，我倒不知道《朝日新闻》是亲华或者是反华，是一种平衡和公正在里面。有些报纸是做不到这点，比如《产经新闻》，我读了四年报纸，在里面，它只找改宪不找护宪的人，但是作为报纸在中国和日本都应该追求这些，要接近一种客观。因为报纸是人办的，稿子是人写的，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追求一种公正是正确的。 
　　第二，版面语言、图像、图片要合情合理，不要刻意炒作。在这方面，版面语言、图像、图片而不是文字，搞媒体的都知道，你把这篇报道放在什么位置，题目多大？放几个栏？或者是使用一张什么样的照片，或者是电视媒体的话，是要把什么图片放大，这都有意图在里面。读者看的时候，不会说这张报纸怎么这么做？他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东西马上吸引他的眼球，我们要做到客观公正。报纸的版面语言，如果说媒体造成的影响如果考虑周全一些的话，会适当的处理不会放大处理。 
　　我举一个例子，在2002年有一个沈阳的闯馆事件，其实也不过是一个朝鲜人闯进领事馆了，中国保卫领事馆的人有责任处理，万一这些人，事先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如果这些方面什么都不考虑，把这些照片录下来，给日本人什么样的感觉，中国是一个恐怖的国家。所以版面语言也好，图像的也好，让百姓追求一种平衡。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平衡的报道？因为媒体考虑卖点，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有的时候记者的视点和读者的观念有时候有错位，记者的视点是追求人咬狗才是新闻，多少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好象人咬狗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是很新的事情。但是读者看了以后，尤其是对这个国家不太了解的读者，就会以为这个国家就是这样。比如中国的报纸报道日本的右翼言论，以为日本就是这样，会问日本是不是都是右翼？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日本的右翼家干的事情。可是客观的报道，要把这个新闻点的东西拿出来报道。所以这个地方的错位我有的时候觉得很遗憾，也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从自己来讲，比如日本有许许多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比如日本的环保意识，还有服务意识，这些方面我后来也是有意识在报纸的专栏上写这些东西，比如日本超市前面放了很多的回收箱，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还有居民中心有回收垃圾的东西，比如油。所以这些方面我感觉应该把日本的意识拿过来让中国人来学习。服务意识也是这样，比如医疗方面的服务。 
　　我觉得尽可能的保持一种平衡，这样也是对读者负责任，对读者负责任就是对整个社会负责任，免得在读者的心目中觉得日本就是右翼，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作为我们来讲这是我们的责任。 

　　[主持人]：谢谢孙文清先生的发言，到底是一线记者，好象把我们带到了现场一样。 

　　【渡边幸治】：我是渡边幸治，我在日本外务省工作过41年，当然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可是我曾经在1968－1971年在外务省的中国科工作，当时美国的基辛格国务卿来中国访问，那个时候我对当时的记忆犹新，在之后78－81年之间，我在日本的外务局当次长，这个时候正是日本对中国开发援助这样一个时期，之后在81－84年之间我在日本驻北京的大使馆任公使，我认为那个时候中日两国的关系发展是最辉煌的时候，“中日友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友好”、“一衣带水”这样的词汇在当时每天都可以听到，中日友好医院也是在那个时候建成的。在中日邦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时候，有3000名日本青年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在那个时代高仓健在中国非常受欢迎，当时日本的MHK电视台播出的唱片连续剧阿信在中国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在35年前扮演儿童时代的阿信的小演员和他的父亲应邀到中国来访问。后来我还曾经担任过日本驻俄国的大使。 
　　8年前，我从外务省退休了。在8年前退休之后，我曾经当过顾问，退下来之后我做什么好呢？我决定学中文，今年6月我在中国学习中文，到目前为止我仍然在中国学习中文。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些经历呢？因为我认为谈起和中国相关的问题，和80年代初期两国关系发展最密切的时候相比，现在可以说和中国的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中国在这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差不多这20年的经济增长保持了10％的增长率。我认为这些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得来的成果。 
　　此外，我认为中国的外交以及对外经济关系包括中国对内发展经济的政策这些都是赋有建设性的意义的。我认为这其中就有一件事情是意外的，这就是对日关系，特别是中日邦交迎来30周年之际，从那之后中日关系出现了不太好的痕迹，为什么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因为有两大原因：首先第一点是中日两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层面的沟通以及直接的交流已经停滞了三年、四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个理由非常的明确，这是由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方的不满。当然这属于高层面的问题所在，还有一个比这个问题更加严重的地方，那就是中日两国的舆论都表示对对方不信任的感觉。 
　　但是另一方面，刚才我介绍了8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关系最辉煌、光芒四射的关系，但是我还是想说，当今的中日关系发展的情况和当时是不可比拟的，特别是在经济相互依存、依赖度这个角度上，和80年代简直是不可以比拟的。刚才加藤嘉一的发言也提到，去年包括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内，日中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日美贸易。我曾经参观过一个非常大型的日本的电器公司，这家公司在中国有63家分公司，在中国还有40家工厂，这个公司全部的营业额10％是来自于中国市场的。此外，人员方面来往旅行的人数，学生之间互相留学的人数也非常的多，缔结了友好城市关系的中日城市总共有300对。所以从这个现状来看，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经济以及在各个方面的交流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围绕两国的气氛大大恶化了，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的课题。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中方的各位也许有不同的意见，我还是介绍一下，我认为之所以今天造成对日舆论不太好的局面，一个是历史事实，还有一个是教育的方法，还有媒体的报道，这三者交织在一起，综合作用造成的。 
　　实施爱国主义就势必涉及到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一个历史事实，涉及到日军在中国所犯的一些罪行的报道，对这些罪行的揭露，中国人民彻底进行了反抗，而且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这是人民的功绩，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我对此的解释就是作为一个基本中国人民的思想底层有一个基础性的情感，那就是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日本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历史，这是一个前提，在这样的基础性的思想认识的前提下，又加上媒体的报道，从而导致了这种情感的恶化。另外很多日本国内的人认为中国由于国家的体制导致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受政府控制的，这和现状是有非常大的出入的。我认为是这样的情况，现在其实中国大部分的报纸也好，电视也好，商业意识非常的强，如果说对日本采取批判性的报道，受欢迎的程度可能更高一些，相反对日本采取肯定性的报道，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关注，这是我个人的分析，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供各位讨论。中方的学者也曾经对中国对日的报道进行了数量上的调查，结果表明负面的对日报道要大于正面的报道。另外一个事实已经得到确认了，那就是对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那就是互联网的存在，互联网对日报道的文章甚至要比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体更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刚才加藤嘉一先生也提出来，觉得中国媒体要对日本报道采取更加均衡性的报道，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日本的媒体也要进行改善，多花工夫直接向中国的人宣传自己正面的东西。刚才我讲过，历史、教育、媒体三个方面造成现在的状况。我认为就历史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日本需要正视到1945年之前，特别是以中国和韩国为首的，日本在这些国家所犯下的罪行，再次正视历史，做深刻的反省。8月15日，战后60周年之际，小泉首相在讲话中明确的讲到为亚洲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表明了他的观点。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媒体报道的是我想调查的题目。 
　　第二个层面，我希望中国的媒体要就日本在1945年之后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多花一些篇幅报道。我今年71岁了，战争结束那年我12岁，小学六年级，当时日本的各大城市可以说是被战争已经毁灭的不见它原来的形状，包括长崎、广岛在内，日本很多的大城市都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日本有320万军人死于战争。从废墟当中，日本人站了起来，而且发誓不再进行第二次开战，绝不再战。而且日本人选择了民主主义，以此立本。1947年美军主导的“和平宪法”在日本正式公布，自那之后，将近60年的时间过去了，“和平宪法”将近60年的时间一个字都没有被修改过，现在日本正是建立在“和平宪法”的基础上。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日本认识到应该发挥到自己所应应有的社会责任，所以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当然目前改变了局面，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一直是对发展中国家援助最多的国家。亚洲的发展被认为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的背后有相当大的程度是由于日本进行了援助，关于这一点，我非常希望中国的媒体多做报道，让中国人对此有一个了解。 
　　我从上面这两个角度谈了历史有两个层面，当然对于我说的第二点，日本本身也有责任，日本没有意识到应该积极的向外界宣传这些，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努力，这是我对历史的看法，也是有必要纠正的。今天的主题是中日两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所以我对媒体寄予的社会责任也是体现在这个地方。 
　　今年中国社科院在三月份做了一个调查，针对国内三千人做的调查，其中表明对日本有好感的不到10％，没有好感或者讨厌日本的是66％。同样，《朝日新闻》也在日本做了调查，结果是对中国有好感的是10％，没有好感的或者讨厌的中国的人是30％。调查结果显示，两个国家的舆论调查的很不好，我现在还想重新提一个比较好的词，那就是一衣带水，两个国家的局面是需要纠正的。 

　　[主持人]：下面请中方的最后一位，刘志明先生谈一下他的看法。 

　　【刘志明】：在最近的10年里，中日相互舆论和媒体报道的关系，采用民意调查的方法，根据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对今天的主题提出四点看法： 
　　第一，从十年里面，中国的对日舆论和日本的对华舆论出现了同步恶化的局面，不是光是中国，几乎是同步。刚才渡边幸治先生讲到了调查的结果。中国在97年的时候表示讨厌日本的是34％，在今年上升到64％，增长了30％。在日本97年（讨厌中国的是）表示不喜欢中国的是18％，今年是28％。总体来看这些都是出现了恶化的现象。刚才也提到中日关系友好的关键词越来越少，到现在为止中日友好因为缺乏民意基础，现在逐渐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也可以从另外一方面说，舆论的恶化是影响当今中日关系最主要的因素。可以这样说，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如果把这样的状态放任下去，两国的关系还会恶化下去，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危机感。 
　　第二，中国的厌日情绪，我们从来不提反日情绪，但对我们来讲是不喜欢日本，是厌日情绪，这方面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各方面非常重视的就我自己来看，日本“厌”中或者是“反”中的情绪更为严重，这个反而没有引起重视。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国来看，97年的时候表示喜欢日本的10％，现在也是10％，不喜欢日本是由来以久的，对日本的感情不好的一面比较多。只是说不喜欢日本的人增加了，但日本发生了比较大的逆转，它实际上在97年是喜欢中国的多于讨厌中国的10％，现在是什么局面呢？讨厌中国的多过喜欢中国的20％。中国的厌日情绪或者是国民舆论起到了很大的责任，可以说日本的媒体影响更大、更坏，这个应该引起双方的重视，并不是说现在中国出现了问题，日本没有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发展中日关系，除了日本的政府和媒体，应该重视一般民意或者是媒体。 
　　第三，从最初的加藤嘉一先生发言到刚才渡边幸治先生的发言都提到了，中日关系的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深，交流越来越多，这是逐年加深的，跟10年前是不可比拟的。对这种现状，实际上一般民众认识不够，很多人持有相反的意见。这个责任在哪？媒体很重要，它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负面，而没有强调“积极”。我觉得强调中日媒体社会责任的时候，我想一个是改善负面的报道，更重要的是加大两国关系重要程度积极性的传播。一个是加藤嘉一先生讲到的多元化的问题，但是事实是事实，但是实际平衡的时候会变成总体上的不真实。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