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日本的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是有明显的不同，在交流中我们也感到，比如日本的国立大学，办事比较死板，效率比较低；而私立大学就比较灵活，比如我们跟一个大学做一个交流活动，比如我们有一个方案，国立大学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条例，他们可能需要很长的程序，可能有一道程序不符合整个规范，大概就不能进行交流，所以我们跟日本的交流主要是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交往的面、层次比较高、非常广，确实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靳飞】： 
    因为大学本身的跟踪服务不是国际交流，国际交流恐怕已经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但是可能还是不够。 


　　[主持人]： 
    下面有请谷口邦生先生。 


　　【谷口邦生】： 
    我不像宋老师这样对两国大学的情况有这么广泛的认识和了解，从早稻田大学和中国的大学情况了解，首先中国的大学生非常的用功，从早到晚花很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跟早稻田相比，中国学生用功的比较多。我能感受到中国大学的优点就是，中国学生都是住在宿舍里面的，基本上是集体生活，现在中国学生有很多是独生子女，在集体生活当中构筑起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相对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中国很多教职员工的宿舍也都在学校的周边，教员和学生之间有很多接触的时间、接触的机会。在日本，学生都在校外居住，没有集中的生活，所以在早稻田调查时，学生就说，学生跟老师缺少这样沟通的机会。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 

    早稻田大学接受的留学生里面也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对日本的学校和中国的学校也有他们的比较，比如我们今年开始和中国的北大和复旦大学开始双学位制度，现在两个学校20名左右的学生到我们学校来参加双学位项目，很优秀的中国学生到日本来以后，他们比较中国和早稻田大学，他们说中国大学有很多竞争的关系，进了大学后，竞争的关系还是非常激烈，而日本的大学，特别是早稻田大学学生，可以感觉到非常自由的氛围，当然这个自由里面，包括早稻田大学有很多社团的活动，对于学生来说，有学习和不学习的自由，不像中国大学那样在学校里面必须那么紧张的学习。 

    早稻田大学在课程设计上面给学生更大自由的空间，比如在我们课程设置里面，跨学科，向其他院系同学全校性的开放，我们设置的非常多，这给学生一个比较充分的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学科。从这个方面来看，中国和日本的学校有互补的关系，从自由和学生热爱学习的过程中，两国学校各有特色。 


　　[主持人]： 
    下面有请靳飞先生。 


　　【靳飞】： 
    本身我是中国人，因为很突出的事情，一下子搬家搬到日本，在日本住了十年了。这十年里我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在日本的家安置好，但是我刚把在日本的家安置好，东大又把我派到北京来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感觉，日本大学和中国大学之间，有无数需要讨论、需要共同合作的内容。因为我们都生长在亚洲，同处在汉文化的圈子里，比如中国大学也好，日本大学也好，其实都是在要求我们的学生将来要怎么样奋斗、成功、成才、积极向上。 

    我在东大讲课的时候，我看到学生们每天在校园里很快地走路，校园里面银杏树在秋天是很漂亮的，但是我很少看到学生在那很认真地欣赏一会儿银杏树。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有一门课是《汉语写作》，我第一次给学生开这个课的时候，我不知道学生们的汉语水平怎么样，所以我请每个人写一个小短文，我先通过这个短文，看看你们各位的汉语水平，然后再考虑汉语怎么讲。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学生们写完了，学生写完以后拿给我看，当时我的课程是选修课，来的学生非常多，来了50几个学生，我看完50几篇短文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大家谈的内容几乎都一样，都是说，“这是我第一次用汉语写作文，我以前没有用汉语写过作文，可能写得不好，请老师多多照顾，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我非常喜欢汉语”等。他们写文章的时候并没有互相交流，没有互相商量，为什么这些人写的内容都是这样的相近呢？当时我坐在教室里，两分钟没有说话，沉默，在考虑为什么学生会这样？后来我明白一点，就是他们写的都是平时在学汉语的时候，学过语法的自认为能够写好了的，把这些话都堆在作文里，也就是说，他写的都是他会写的东西。所以我当时讲，我说，我们写文章不是你会什么写什么，是要写我们想写的东西，需要写的东西，你写的好不好是次要的，你要写得好，干嘛要来上我的课呢？所以你一定自己要有一个主动地心情，写得不好没关系，那是次要的，慢慢就写好了，所以他们往往在追求做得优秀时，往往未必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给学生出了一个题目，东京大学里有什么树，有什么花？这下学生们都傻了，想想学校里有什么树有什么花？都不知道，平时没有注意过。我说，今天这课不上了，大家都到校园里去看看都有什么树，你喜欢什么树喜欢什么花，看完以后下节课再说。等到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大家把文章拿来给我看，逐渐就有点意思了，这50几个人，大家观察的角度就不一样了。这样逐渐地用这种办法，让他们把自己想要说的话，用汉语表达出来。 

    从这来说，我想，所谓我们希望学生“优秀”，但是这种“优秀”是不是学生自己想要的？比如植物，有的花是牡丹，有的是月季，有的是梅花、樱花，也有的花就是一种没有名字的小草花，可是本身开花对它们来说，都是开花，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只是我们人为地给它们划分得太厉害，比如说牡丹，是很了不起的花，它的地位就要比小花草要高。 

    我们是不是允许普通人，通过学习达到他作为人的一个进步，未必需要他最后达到什么效果。比如像孔夫子讲，“无师无友置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们年轻人说孔夫子15岁有志于学，你15岁就要立大志，这志越大越好，达到不能再大最好。我想孔子作为圣人，就只有这么一个人。孔子十五能立志，你要求所有人都15岁立志是做不到的，假设孔子是作为一个人的标准来说，这个标准太高，以至于使我们很多人很少的时候在那能够着。在精神上、身体上都是非常疲惫、疲劳的。 

    大家可能看到中国学生还在那紧张念书时，日本学生可能更轻松一点，但是毕业压力来的时候，日本学生在精神上也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我想怎么样重新反思亚洲的教育，还有亚洲文化里面的教育观点、教育思想，这点是在中日两国之间有很多互补的地方。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和日本两国大学都走过“欧美化道路”，我们受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的教育影响很大，本身大学这种形式就是学习西方教育理论。比如像东大，虽然号称日本成立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不过是1877年的事。可是现在我要讲一个问题，难道，中国在北大之前，日本在东大之前，就没有大学吗？就没有教育吗？我完全不相信这一点。所以我想，近代的大学只是中日教育史中的一环，不是中日教育史的开始。只不过这个大学的出现，让我们太重视大学，太重视这个阶段性的起点，就把以前的历史抹去。 

    所以如何拣回亚洲教育传统？和今天的大学制度做点结合，能够在21世纪创造出来东方的大学教育。这一点也是在我们这两个国家大学里面有很多共同可以讨论的地方。比如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可能就是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 
    有请折敷濑兴先生。 


　　【折敷濑兴】： 
    刚才宋先生讲了对日本大学一些印象好的地方，和印象不好的地方，并特别提到了国立大学运作效率的地方，国立大学行政部门受省管辖，所以整个运行速度看起来比较慢。但是教师们都是非常有热情的，过去被认为研究部门的作用是八成教育，其他是两成，现在慢慢转型，至少变成原来一半，那时教师非常茫然。当时对中国留学生，曾经说过接受10万留学生，实现这个目标非常困难。我们日本大学里面的老师花了很多的功夫，看看怎么样容纳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我们一桥大学在这方面采用了小人数教育学生制度，一般接受学生10-15人，由老师“手把手”的教，这里面出现中国留学生和日本学生的差距，一个是语言上的障碍，因为在日本上课，还没有全面铺开用英文教学，所以这方面还处于弱势状况。还有一个知识方面，用英文阅读文献不是读的很深，这样造成两国学生不能共同地学习，所以只能在正式的小人数教学之前由博士生进行小的小人数教学。在有限的条件下，我们老师是非常努力的，我们有一千人中10%是留学生，有一半是中国来的留学生，中国派的留学生也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日方接受留学生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在双方都有难度的情况下就要考虑一种机制和办研究方法，怎么样在两国的共同努力，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这也是一桥大学最近几年为什么把事务所设在北京的理由。 


　　[主持人]： 
    下面有请山口英幸先生。 


　　【山口英幸】： 
    我一直很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研究机构今后达到什么水平？日方的人员觉得中国紧追日本，甚至不远的将来超过日本，这个猜测很多的。中国的研究水平是否赶上日本？不同的研究领域有不同的结果，中国在研究领域上的紧追猛赶的干劲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很多日本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日本学术振兴会过去的作用，就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予以技术方面的扶持和支持。也就是对对方国进行指导，在这方面过去我们的贡献的实力是很大的。最近，特别是在与中国之间的研究领域方面的合作，有一些转型，从对中国的支持转到了作为一个合作伙伴开展共同研究。 

    另外，对大学之间的比较，日本的大学最近也是进行法人改革，引进了一些评估制度、竞争机制，但是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学先走一步。而且，在产学联合方面，我也觉得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甚至有一种感觉是不是产学联合在中国开展得太激烈了，反而引起了我们的担心。所以在这些教育领域、产业联合领域、我们双方之间也应该有合作的余地。 


　　[主持人]： 
    下面有请蔡彩时老师。 


　　【蔡彩时】： 
    几年来中国大学和日本学校有很多交往和联系。我觉得双方大学还是很重视国际化。这点我觉得两个国家的大学还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们学校从前年提出一个办学目标，要把我们学校办成“多学科、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在我们这个目标之下，把国际化突出了。 

    另外，从大学的管理、人员之间交往，两个国家共通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我们同属一个亚洲区域内。我觉得思考问题的方法，让中国人比较容易理解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同时也和其他国家的大学也在打交道，和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有合作的学校。和日本大学之间交往，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变得特别方便。 

    在具体的交往和接触当中，我觉得日本大学管理是非常有序的。在接触到共同的课题，进行研究时，日本教师教学非常认真，有序、严谨。 

    对日本学生的感觉：和中国的学生相比，日本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比中国大学生多一些，他们还能打工。中国学生在这点几乎很少。还有家长也不太注意这方面，尤其他们认为上了比较好的大学，你就要老老实实地学习，对中国学生来说，下一步考研的压力比较重。中国刚刚结束研究生考试，考试非常难，从这点看，日本比中国学生在就业方面（的压力）不太一样。 

    刚才讲到留学生的问题我也有同感，我们接受的学生中，我们学校，比较特殊的三分之二的学生在读本科、研究生、博士。现在有很多的课程还在调整。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有些课可以不上，用来减轻学生的负担，在考试的方面，也同样有很多的帮助。当然我们的学生来自更广泛的地方，比如越南、韩国等很多国家。 


　　[主持人]： 
    谢谢大家的发言。大家讲得非常精彩，而且也非常具有启发性，达到了充分预热的目的，但是问题出现了，就是时间不够了，我自作主张，进行一下调整，咱们剩下的讨论时间，准备跟网民讨论的时间融在一起。前半段时间的安排就先到这里。大家休息一刻钟。  

研讨会嘉宾：主持人唐晖、一桥大学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折敷濑兴、早稻田大学国际部事务部长谷口邦生、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事务所首席代表山口英幸

研讨会嘉宾：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宋志勇、中央财经大学国际合作处处长蔡彩时、日本东京大学北京代表处代表靳飞、早稻田大学北京事务所副所长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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