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冠群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回家睡觉了。最近，他所在的大连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信华公司”)承接的一批软件外包业务将要交付，身为软件开发部项目主管的他自然忙得不行。

　　信华公司主要是从事对日业务流程外包(BPO)，高频率的加班加点并非罕事。在大连，软件园区的工作人员是收入最高的，该园区也是大连经济的重头领地。

　　在这个已经成为国内软件出口量最大、外资企业比例最高的园区，2005年实现了软件及信息服务业销售收入50亿元，比上年增长68%，占整个大连市软件产业的一半。截至2006年上半年,入园企业总数达到310多家,其中光日本企业就达到70多家。

　　然而刘冠群和他的众多同行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赚的只是“辛苦钱”。软件园区创造的利润大头，都流入了向他们发包的国外企业。

　　日资外包大连布局

　　5年前，麦肯锡顾问大前研一曾大胆预言：大连将成为中国新兴的IT外包中心，特别是对日的BPO业务将引领中国的发展。5年后，大连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28的软件产业，也许还不够抢眼，但其销售收入及出口额60%和78%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GDP16.2%的平均增速。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2004年度世界投资报告《服务的转移》中提到了大连：“在日本，有23%与IT领域相关的贸易组织在享受由国外特别是中国提供的离岸外包服务……一些日本公司已经将其呼叫中心和后台业务办公室建在了大连……”

　　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大连办事处所长根岸和时向《第一财经日报》介绍，日本企业在大连的比重是其他国家驻外企业所不能相提并论的。根岸和时提供的一份外商直接投资国别地区分布表显示，截至2005年12月底，日本在大连的企业共有3184家，美国1407家，欧洲总共只有644家。

　　“大连的软件投资产业是近5年来刚刚开始，日资企业进驻的势头很大，外包业务也越来越多。去年突破100亿元的软件销售收入中，就有70%~80%是销往日本，就是其他美国公司的业务内容，也是他们在日本业务的那块。”根岸和时指出。

　　根岸和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就在自己办公的森茂大厦后面有一条日本街，米纸糊的灯笼与卷帘，寿司与和服，置身其中往往会忘记自己是在中国的华北。

　　据了解，目前大连有10万日语人才，每个星期有60多个飞往日本的航班。“日本2004年到达大连的外包业务有3.75亿美元，但这已经是2002年的两倍了。”根岸和时说。

　　一个细节是，大连软件园招商初期，大连市政府在日本东京举行软件专业招商会。会议预订了250个座位，然而来自软件企业、院校、研究机构等的日本客人竟有480多位。座位不够，许多人便站在过道，更有不少日本人干脆席地而坐。

　　三上吉彦是一位在日本IBM工作了36年的老人，如今的身份是大连软件园业务解决方案中心日本业务总监。他认为，大连的外资企业非常多，外资企业主要还是看中这里较低的劳动力价格。目前大连软件人才的劳动力价格仅是日本的1/7。

　　政府“造梦”

　　在通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高速路旁，“大连——中国IT外包中心”的巨幅广告。据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局长栾庆伟透露，该广告每年需要投入400万元。

　　不过对于软件销售已经实现突破的大连来谈，400万元或许还是一笔值得的开销。官方数据显示，2005年大连市实现软件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43%；出口3亿美元，同比增长50%；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达到510家，增长13%。

　　“到‘十一五’末，大连的软件产业产值将超过400亿元，出口值超过15亿美元，软件人才达到12万~14万。”栾庆伟说，如今大连最大的优势是人才，最大的瓶颈也在人才，缺口在8万~10万人。

　　据栾庆伟介绍，目前大连教育部所批准的软件学院有4家,每年能够培养2万多名学生。另有200多家培训机构，其中外国的培训机构占有相当大比重。对于近10万的人才缺口，政府拿出了2000万元专项资金来解决。

　　“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振兴，我们除了改造传统产业之外，也在积极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把服务外包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予以推进。”正在美国开会的大连市市长夏德仁，不失时机地向外界传递这一信息。

　　从外包模式到产品模式

　　按照目前软件开发人员人民币7000~8000元的月工资计算，每年2000小时有效工作时间的收入就是大约5美元/小时。在大连比较上规模的软件公司，可以达到8美元/小时。日本企业往往只愿付6~8美元，美国企业平均是10美元,但是给印度的价格,则在每小时20美元左右。“所以目前的趋势是，大家都希望能接美国的单子。”江洪波说。

　　相对于价格，更关键的是技术。据江洪波介绍，一个软件工程从分析到交付调试，里边的七个环节，日本人往往只给编程与测试，其余的核心部分都是在日本先设计好。

　　“如果只做日本的，学的都只是二手货，毕竟IT的原创在美国。中国做了十年软件外包的体力活，现在才会做两个环节。印度给美国做了十年，就出了很多自己的产品。”江洪波于是认为，对日外包绝非长久之计。

　　不过，江洪波发现，某些美国大牌公司也会把价格压得跟中国本土人力成本差不多。“他们考虑的不仅是中国成本低，而且知道你的心理，知道你愿意委曲求全，为长点名声，还得接。”

　　按照江洪波的说法，订单模式只是一单一单地做，项目及团队之间并不连续；而产品模式虽然前期投入巨大，但如果能找准市场，利润就高得多。“居于两者之间的外包模式，比较符合目前中国的国情，但我们最终的目标应该是研发自己的产品。” (沈柬贝) 

    第一财经日报  2006年0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