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落幕后的第三天，一条关于日本外相冈田克也提议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新闻成为了众多中文媒体关注的焦点。有报道甚至表示，“此言一出，中韩两国学者备受鼓舞，但也引起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诋毁和反扑。”

　　 历史教科书一直是中日韩三国关系中的痛处和痒处。但我认为，把教科书问题简单地视为日本右翼势力与中韩以及日本正义人士之间的斗争，未免只看到了历史悲情带来的“痛楚”，而忽视了历史悲情在三国关系中能够骚动的“现实之痒”。

　　 毫无疑问，冈田克也的倡议至少在表述层面，秉承了日本新任首相鸠山由纪夫鼓吹的，外交领域中的“友爱精神”，有助于日中、日韩关系的发展。对于这一善意的表态，我们确实应该持一个欢迎的态度。

　　 不过，我们首先应当看到，这样的表态并非完全出自民主党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事实上，鸠山由纪夫在出席此次三国领导人会议之前，一再表示在历史问题上，他将沿袭1995年的村山谈话，（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并没做出有什么特别的反省姿态。

　　 但是日本民主党政府借三国领导人会议之际抛出“教科书问题”却能收获两大政治好处。

　　 第一大收获就是国际舞台上的“新朝气象”。众所周知，在小泉纯一郎内阁执政的5年时间里，小泉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默许日本右翼势力肆意篡改教科书，美化侵略战争，在中日两国领土、领海、海域划界问题上咄咄逼人，并妄图插手台海事务，使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民主党现在倡议合编教科书，显然是在外交领域和过去自民党政府所做的一次切割。

　　 其次，我们需要注意，无论教科书怎么编，关于历史的表述是不涉及现实政治中的利益问题。

　　 当初，鸠山由纪夫甫一提出以“友爱精神”推进日本邦交，就有众多分析人士批评道，现实政治的根本是利益的交换，一个虚无缥缈的“友爱精神”无助于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就持这样一个观点。目前，他正在日本参与一本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的撰写工作。

　　 中日之间确实存在历史问题。但是正如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政治研究室主任高洪所说，中国早就不是1930年代的中国，日本也不是战前的日本，现在也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中日之间现在的真正矛盾，存在于东海资源开发、东亚区域经贸、金融一体化主导权、钓鱼岛归属等一系列涉及现实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问题上。

　　 民主党政府无疑不会因为一个“友爱精神”的口号，而轻易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合编教科书”的倡议，未必没有给未来可能出现的“友爱外交僵局”铺后路的考量，也未必没有以“口惠”博取中韩两国好感而在实际问题上软化两国舆论立场的打算。

　　 其实，合编教科书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从2005年第一本出版的三国合编教科书《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的命运中也能体会一二。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值二战胜利结束60周年。该书也确实是战后亚洲各国在达成历史共识上艰难努力的成果。但是，这本书改变了当年小泉纯一郎内阁的对华强硬政策了么？没有。这本书在改变日本年轻一代历史认识上起到重大作用了么？恐怕也很难讲。

　　 现在日本新外相又在提议新编一本历史教科书了。这固然是日本政要在教科书问题上，首次公开的善意表态，但我们也不必对口头表述的东西做太多“自作多情”的阐释。要知道，日本新政府同时也在提建设“面向未来”的三边关系——而这是被很多分析人士认为，隐含着“搁置历史”考量的表述。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区域合作不断加速、中国国力持续复苏的今天，中国人没必要总是轻易掉进历史悲情带来的痛楚和激愤中。日本打出的这张“历史牌”，无非是给我们的精神搔一个痒。乐一乐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