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穿水泥袋子保暖

　　“我回家后，一定要到父母的坟头上，告诉他们这个事解决了。”城阳区惜福镇街道办杨家村社区的杨世斗老人，是对日本西松公司诉讼案的5名原告之一。

　　杨世斗回忆说，父亲是1944年被抓走的，当时家里人都知道他被日军抓走了，但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直到1992年，有日本友人来到杨世斗家里，他才知道父亲当年被抓到日本当了劳工，并于1945年8月死于原子弹爆炸。“听到这个消息后，全家人都哭了。母亲哭得最伤心。”杨世斗说道，“父亲被抓时，我还不到两岁，父亲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

　　而今，母亲离开人世也已7年了。谈到这次的和解结果，杨世斗说他感到比较满意，“我现在心情舒畅了许多。其实钱不在多少，关键是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次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你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干啥都没心情，总觉得有心事。只可惜这个结果来得比较迟，要是能早点儿，也许母亲能等到这一天。”

　　“我听幸存的劳工和日本友人说，父亲他们在劳动期间，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经常挨打挨骂不说，还吃不饱、穿不暖。父亲他们吃的是一种发涩的窝头，是由一种树的果实磨成的粉和玉米面做成的；父亲他们也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冬天用水泥袋子包在身体上取暖……”说到这里，杨世斗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

　　律师费一分钱也不收

　　—诉讼案背后有群默默奉献的志愿者

　　在通过法律无法再索赔的条件下，中国二战劳工以非诉讼的途径获得了一个理想的结果。这除了劳工及遗(家)属们的不懈努力外，也与一直为此默默奉献的中日志愿者们密不可分。

　　来自河北大学华工问题研究室的刘宝辰教授就是其中一人。以“中间联络人”自称的刘宝辰，长期致力于中国劳工历史的研究。早在1989年，日本国内一些有正义感的友人开始了对日本侵略战争问题的思考。在广岛的日本友人也成立了思考会，并着手调查西松安野事件的情况。1992年，他们将在安野的中国劳工名单寄给刘宝辰，请其协助寻找安野劳工的幸存者及其遗属。

　　刘宝辰认为，通过和解方式解决劳工索赔案件，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和解的前提是必须不能违背政治原则，即要求日方必须谢罪，必须赔偿。日本政府应该继续妥善解决中国劳工等问题。

　　来自天津外国语学院的修刚院长也是一名志愿者。会场上，他既要做同声传译，又要做普通翻译，他向记者表示，即使再苦再累，他的心是甜的。原来在青岛贸促会工作的岛城律师陈辉，这10余年来则一直为中国劳工提供着无偿的法律服务。谈到这一点，他摆摆手说，这算不了什么，作为一名中国律师，这是应该做的。

　　同样为中国劳工索赔案做出贡献的还有内田雅敏、川原洋子等日本友人，虽然由于语言原因，记者没能专访到他们，但从他们讲话时中国劳工或遗(家)属不时响起的掌声中，记者能感觉到他们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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