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硕士期间专攻日本经济18年高速增长，当时国内外舆论把日本捧上天。后来泡沫兴盛，美国出版《日本第一》，惊呼“日本买下了美国”。曾几何时泡沫破灭，日本停滞20年。

　　贸易摩擦、产业控制与高科技争夺，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是美国政策的核心

　　日本与美国是二战期间的敌人，战后的政治军事外交盟友。美国先占领日本，又扶植日本，是出于朝鲜战争和冷战的需要，以后则是围堵中国的需要。

　　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改造日本。战后日本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杜鲁门总统派特使，银行家道奇去推行“休克疗法”，说日本是“高跷经济”，要砍掉美国援助和财政补贴这两条腿，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依靠朝鲜战争才解脱出来。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18年，离不开美国的扶植，美国替日本承担了军费，把力量集中于发展军事工业，向日本廉价转让民用技术；对日本实行5%的优惠关税，而默认日本单方面对美国征收15%的关税，保持对美大幅度贸易顺差。日本则在政治军事外交技术市场方面全面依赖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冷战基地。

　　日本的半导体和汽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强劲竞争对手，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愿限制出口”，从1956年的纺织品，到后来的钢铁、汽车、计算机，层出不穷。1977年美国半导体协会指责日本违背市场规则，滥用倾销方式。美国政府帮助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政府间协议限制日本，培植中国台湾、韩国作为竞争对手，至1993年终于取代日本再度成为最大的晶片出口国。日元资本外流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日本政府没有魄力和能力推动产业升级，至21世纪日本在高科技产业上已完全输给了美国。

　　出口导向、货币升值、金融自由、宏观失控是催生泡沫经济的四大因素

　　1946年为扶植日本，美元对于日元大大高估，出口导向恶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关系。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值到了250日元。日元在1965年就宣布可自由兑换，但金融体系没有放开，国家控制相当严密，国际资本无法自由进出。美国压迫日本先开放金融市场，再把日元升值，一直持续了14年，日本节节抵抗，节节败退，最后全盘放开，顷刻瓦解。

　　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明了一种理论：日元低估是万恶之源，日本政府操纵汇率，背离市场，导致美国双赤字。美国联合西方各国联手，在1985年达成“华盛顿共识”，联手压迫日元升值，一宣布就造成严重升值预期，投机资本进入日本，1985年底就促使日元迅速升值到1：200，最高升值到1：80；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日元曾贬值到1：150，后来就在90—130范围内波动。

　　仅仅是货币升值，并不会产生严重的泡沫经济。

　　“华盛顿共识”不限于宣布日元升值，而是一个一揽子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开放国内市场；充分发挥私人行业的生命力；实施弹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虑到日元的汇率；更有力地推动金融体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反映日本经济的实力；允许地方政府进行追加投资；刺激国内需求，扩大消费信用和住房按揭等。

　　在货币升值期间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经济形成。日本传统金融体制是主银行体制，银行与企业相互持股，以银行为中心形成企业集团，政府规定存贷款利率差，保护银行和居民的利益。资本市场极不发达，银行隶属于财政部，主要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政府经济目标和财团整体利益。

　　这种银行体系被指责为“封建体系”，逼迫日本实施金融体系和外汇市场自由化：扩大资本市场，放开利率。允许银行业以利润为中心，从事创新业务，发展房地产按揭和资产证券化，银行参与债券发行，交易外国金融期货，进入养老信托，向企业出售证券化贷款，将银行完全推向市场和国际化，改造成“现代银行”，废除政府对银行的保护。

　　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进入壁垒，引起银行特许权价值降低，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日益融合，银行过度介入证券市场。日本在1960一1980年企业借入资金为30%，80年代后下降到10%，进入90年代下降到5%。银行收益减少，从事高风险高收益投资，加大了金融系统存在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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