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与洪爱珍在送行火车广场合影 童增供图

童增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被称为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去年，他也因为索赔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原因，“慰安妇”问题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提起。他当年在写万言书的时候，尚未在资料中见过有关“慰安妇”的表述。曾经参与东京审判的一位美国检察官1994年也曾对童增说过，东京审判有两个遗憾的地方，一个是“慰安妇”，一个是“细菌武器”，当时没有作为日军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直到1991年，韩国的8名“慰安妇”勇敢地站了出来，起诉日本政府。随后，其他亚洲国家的官方或民间组织陆续走上了起诉的道路。寻找中国的“慰安妇”也成为童增当时的工作内容之一。

这些韩籍“慰安妇”是怎样留在中国的呢？童增介绍说：“她们是在二战时被日军强征到中国来做‘慰安妇’的，被日军动过子宫切除、摘除卵巢等手术，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而成为日军的性奴。战争结束后，她们自觉无颜面返回家乡，默默地留在中国。当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她们就改称自己为朝鲜籍。”

后来，洪爱珍等3位韩籍“慰安妇”回国后，继续向日本政府讨要公道、进行索赔，在中韩两国民间力量的帮助下，还有其他更多的韩籍慰安妇相继回到韩国探亲，有的老人甚至回到韩国安度晚年。对于20多年前童增帮助在华韩籍“慰安妇”返乡的善举，韩国的“慰安妇”研究会和一些党派机构联系到童增，向他表示了敬重和感谢。

童增也表示：“正义可以迟到，但不能缺席。”他说：“日韩间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是一个突破。作为中国的团体、个人或者是政府应该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契机下加大力度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特别是‘慰安妇’进行谢罪、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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