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赴日本特派记者 邢晓婧】16天后的3月11日，是“东日本大地震”6周年纪念日。这场灾难带来的伤痛至今无法抹去，它不仅让千千万万的日本人经历了生离死别、背井离乡，而且也埋下了深远的祸根——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6年过去，如今的日本政府极力宣传“福岛很安全”。他们称：截至去年10月，核电站半径80公里范围内的辐射量减少了71%;福岛县福岛市的大气辐射量和伦敦差不多，没有问题。然而，随着日本媒体不断爆出相反猛料，比如机器人在反应堆安全壳内接连“牺牲”，以及一些驻日使馆发布警告，人们不得不问：日本政府的话可信吗？日本可是有劣迹的。东电公司曾隐瞒真相，日本究竟向海洋排放了多少核污水至今都无人得知。带着诸多疑问，《环球时报》记者日前深入福岛县采访，寻找真相。

1. 皮肤发痒，嗓子发干，肺部感觉异常

从东京站出发，《环球时报》记者乘坐特急列车一路向东北，目的地是福岛县磐城市，这里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50公里。两个半小时后，车窗外陆续出现“废除原子炉”“核电站撤出福岛”“要求核辐射损害赔偿”等大字牌，提醒着记者已进入福岛境内。

列车到站后，记者立即去磐城市政府。不出所料，磐城市综合政策部原子力对策科技术主任吉田裕对记者说的，是日本官方标准说辞：福岛非常安全。然而在仔细阅读从磐城市政府获取的资料后，记者发现了异样之处。里面有一段内容是这样写的：发生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时，本市不在国家规定的“原子能防灾对策重点地区范围”内，国家、县以及东京电力公司未提供迅速充分的信息，本市不得不从有限的信息中做出各种判断和应对。

这是磐城市的怨言吧？距离核电站如此近，当时却只能获取“有限”信息，日本政府口口声声说的“安全”从何而来？

从磐城市政府出来，《环球时报》记者前往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所在的双叶郡。从地图上看，这里至今仍有大片区域是红色。红色代表“有家难回区”，俗称“无人区”。

日本出租车司机米米泽看记者独自从北京到福岛采访不容易，答应带记者去尽可能近的现场。汽车沿国道6号公路向北行驶，刚开始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房子，之后全是荒地。除了呼啸而过的挖掘机和工程车辆，罕有人迹。手机营业厅、海鲜料理店等指路牌爬满铁锈，保龄球馆的招牌东倒西歪，游戏厅的机器就是堆在一起的废铁……

一路上，《环球时报》记者看到大量黑色塑料袋，有的被收集在院子里，有的则被随意堆在路边。记者十分好奇，便下车想要走近看看，但被附近的一个工作人员制止了，因为“黑塑料袋里放的都是放射性核废料”。就这样堆着不危险吗？这名工作人员回答说：“政府也不清楚该怎么处理这些核废料，只好先收集起来。然而，积攒到现在又出现新问题——怎么移动？万一移动不当发生泄漏，会引发更多问题吧，所以对于具体怎么办，还在讨论中。”事实上，日本方面对核废料束手无策，是因为没有足够大、足够封闭的存放地方。

《环球时报》记者问这名工作人员：“在有放射性物质的环境中工作不担心吗？”他说，安倍政府拼命宣称福岛安全是为了给2020年东京奥运会营造好的氛围，对此他很清楚，也明白这样日复一日的工作后患无穷。可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继续这份“危险的工作”。

汽车行驶经过福岛第二核电站，进入核辐射重灾区大熊町后，逐渐接近福岛第一核电站，公路上的核辐射浓度指示牌数字一路飙升。在距离核电站1公里处，出现拉起铁栅栏的入口，并有专人看守，核电站里矗立的烟囱已经清晰可见。记者刚下车，口鼻就感觉到说不出的难受，嗓子发干，肺部仿佛也有异样，暴露在空气里的皮肤阵阵发痒。向守卫表明身份后，他十分警觉，不允许记者进入，不允许从外部拍照，他本人也“不能接受采访”。

2.“几年后真有什么事，政府会怪我们活得太久”

从核电站返回磐城市途中，汽车经过大熊町原政府办公楼。现在这里大门紧锁，杂草丛生，唯有画在建筑外墙上的两只熊还在卖力宣传家乡特产——大熊拿着稻穗，小熊手捧西柚。核事故发生后，町政府搬到磐城市，当地居民也一起住进了搭建在磐城的临时住宅内。

位于磐城的福岛县水产会馆附近有一处临时住宅区，平房，木质结构，两户一栋，条件十分简陋。出租车司机米米泽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种木制房屋已经算好的了，很多临时住宅是组装式简易房屋，更加艰苦。

住在这里的居民五十岚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发生大地震4个月后，他们一家四口搬进这间7.4平方米的房屋里。“房子再小住6年也习惯了，最大的问题是水”，五十岚告诉记者，这么多年，她全家的生活用水都是桶装矿泉水，“喝的，做饭的，都用矿泉水。担心学校的水不干净，每天给孩子带水”。洗澡怎么办？五十岚无奈地说，光按现在的用法已经要花很多钱了，再用来洗澡肯定无法承受。至于食品，五十岚说：“政府说市面上销售的食品都经过了检测。既然住在这里，只能相信政府。”

与《环球时报》记者聊起现在的生活时，今年70岁的老人松川眼中噙着泪水，用略带福岛口音的日语喃喃说道：“安倍政府答应我们，尽快妥善解决问题，让我们早点回家。可是你看总出问题，机器人进去都坏了。我虽然老了，但我不傻，我每天都看新闻。”对于现在的生活，松川很不满意。她被安排住的地方属于工业用地，附近没有购物的地方。公交车一小时一班，而且不能直达。《环球时报》记者问松川，是否会避开食用当地产的东西。她说：“每星期我能搭别人的车买点吃的就不错了，没有余力挑产地。”

年近七旬的堀本老人对《环球时报》说，政府一味强调核辐射浓度对人体没有影响，“可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不会立刻发作。几年后真有什么事，政府会怪我们活得太久。县里给18岁以下的青少年检查甲状腺癌情况，但我们这些老家伙没人管!”

3. 农民“被抛弃”，渔民“精神受折磨”

曾经的福岛县靠海吃海，享有“鱼米之乡”美誉。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地双叶郡，是日本有名的鲑鱼产地。核事故后，该地区的水产业遭到沉重打击。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福岛渔民大约有千人，根据受灾前的渔船和捕鱼量情况，每人从东电公司获得不同金额的赔偿，生计没有多大问题。不过在当地一些渔民看来，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捕鱼不仅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喜欢出海，如今却只能编渔网、捕捞试验用鱼，享受不到真正的乐趣。要想回到当初的捕鱼生活，至少要等10年，而那时他们已六七十岁。

“福岛县的捕鱼规模远不及地震灾害前。”福岛县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指导部工作人员泽田忠明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事故发生后，福岛县的海产鱼贝类被检测出含有放射性物质，日本政府曾限制44种海产品发货上市。不过，情况在好转，自今年1月起，被限制的海产品降至12种，“今后有望全面解禁”。解禁速度是不是太快了？泽田从两方面向记者解释这一问题：海洋生物通过自身新陈代谢在不断排放身体中的放射性物质;污水虽然流进太平洋，但通过海洋自净能力，生态环境可恢复。

泽田的说法靠谱吗？广东海洋大学教授张建刚认为站不住脚。他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在海洋生物新陈代谢问题上，泽田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受到核辐射量是多少？以福岛的核辐射浓度，鱼类不可能排出所有有害物质。海洋确实有自净能力，但如果每天都排污水，海洋的自净能力远远跟不上。

《环球时报》记者通过现场采访发现，当地真正受生计问题困扰的是农民。福岛县耕地面积在日本排名第六，农业是其支柱产业。东电公司给农民的赔偿过几年就会到期，想想福岛农产品的销路，以及受污染很难种出果实的土地，农民以后该如何维持生计？日本《东洋经济》曾刊文称，福岛农民“被抛弃了”。

4. 甲状腺癌高发？可以这样解释

对于福岛核电站事故，日本官方遮遮掩掩的态度早已引发国内外的质疑。福岛县2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针对事故发生时18岁以下的约38万人甲状腺检查中，被确诊(或似患有)甲状腺癌的有185人。日本学者此前研究发现，福岛儿童罹患甲状腺癌的几率比日本其他地区高出20至50倍。

在福岛县县民健康调查科工作的金成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称，有研究表明，患甲状腺癌和受到核辐射没有关联，但也不排除有人数年后才被查出患病的可能性。“之所以呈‘高发’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事故发生后，很多以前从未做过相关检查的人担心受核辐射影响，蜂拥做检查，造成‘高发’这种印象。”金成的这种说法，和其他属于日本官方的医学工作者的说法差不多。当然，类似说辞无法让人信服，日本“3·11甲状腺癌患者家属会”共同代表河合弘之曾公开抨击称，不承认其中的关联，这不等于否认有核事故灾害这回事吗？

日本民众对政府失望不止于此。它曾承诺，以最快速度废除原子炉。可6年来，说好的废炉迟迟不见动作，只是靠持续注水冷却原子炉，使其维持现状。福岛县危机管理部原子力安全对策科工作人员大野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废炉作业需要花30至40年时间。不过，有了解情况的日方人士对《环球时报》说，“自民党迟迟不肯彻底废炉，其实是想通过电力发展为自身积累资本。实际上对福岛而言，没有核电，能源完全够用”。

与做实事相比，日方可能将更多精力放在舆论控制上。2月12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关于福岛核辐射的领事提醒，记者随即就此事进行报道。消息刚发出，记者就遭到日方指摘，声称中方发布的是“关于福岛核辐射的提醒”，但记者在标题中写的是“提醒注意福岛核辐射”，“两者的意思不同”。

《环球时报》记者近日曾试图采访双叶地区反对核发电同盟负责人石丸小四郎。石丸今年74岁，自1968年开始参与反对东京电力公司在福岛建设核电站的活动，他此前接受过不少媒体的采访。但这次记者联系时，对方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采访。上述了解情况的日方人士对记者表示，日本政府根本不可能废除核电站，因此看不惯总有民间组织跳出来搞反对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