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了...
撇开中国房地产泡沫会不会破灭不谈,假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动荡,中国政府该如何行动?日本“失落的十年”显然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
如前文所述,日本央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快速放宽货币政策,然而利率水平的大幅下降并未促进企业融资和投资的实质复苏,“宽货币”向“宽信贷”传导失败恰恰因为企业需求的下滑。而造成企业需求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假如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企业部门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是决策者制定预防或救助措施时需要考虑的核心。
首先,政府需要及时扩大财政支出。 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人均GDP能够维持高位,得益于日本政府大规模举债刺激,否则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可能出现灾难性下降(图28)。现在,正如此前博鳌论坛上周小川行长指出的,全球政府均已意识到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尤其是货币政策从零利率到量化宽松再到负利率的“花样出新”之后,已经接近宽松周期的尾部,财政扩张才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图29)。
其次,人民币汇率似乎不是主要问题。 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根源在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一切恰恰肇始于1985年的“广场协议”。由于担心日元升值损害日本经济,日本央行采取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希望用内需增长代替出口动力(图30)。随后,在内需快速增长的同时,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也酝酿成形。央行货币政策被对汇率的担忧而左右,这是日本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也是中国需要引为镜鉴之处。
2015年8月11日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明显加大(图31)。在经历了去年年底“保房价还是保汇率”的大讨论、看到日本曾经的教训之后,中国政府应明白本末之别——没有中国经济的稳定,何谈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内部失衡,而非外部失衡更应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考虑目标。当前,中国经济正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果能够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消除经济中的“肿瘤”,释放制度的“红利”,那么中国经济在新的平台上,新的常态上的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可以期待。 如此,人民币汇率压力才会从根本上缓解,中国央行被美联储政策“绑架”,被迫连续上调利率的风险才会实质性地降低。
再次,紧急时期,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全面存款担保”。 日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实施了存款保险制度。但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存款保险机构的资金根本不足以维系不断发生挤兑的金融体系。1990年后,日本金融业危机频频,日本存款保险机构动用大量资金救助,对三和银行、岩手银行、大阪弘容信用社等机构的援助资金都在200亿日元左右。1995年,东京协和、安全两家信用社发生挤兑,存款保险机构已经无力再出手救助,最后由日本央行出资200亿才得以解决。
此后,日本政府推出“全面存款担保政策”,对破产银行的存款进行无限担保。由于日本长期实行饱受诟病的“主银行制度”,企业与银行之间关系过于紧密。因此,金融机构破产不仅会影响居民存款,也会影响到很多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运营,导致危机愈发严重。在“全面存款担保政策”下,日本政府承担最后出资人义务,给存款者提供保障和信心,有效降低了银行挤兑现象,也使大型企业免受银行危机的拖累,从而避免了可能比美国大萧条更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政策直到2005年才取消,日本银行业在这10年间完成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当然,“全面存款担保政策”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在非危机时期,抑制金融机构过度加杠杆,提高其抵御潜在风险的能力才是监管层的首要任务。
2015年,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最终落地。在目前的存款保险制度下,99.7%的账户都可得到“全额赔付”,但这仅针对50万以下的账户。这部分账户虽是绝大多数,但在全部存款中的占比只有46%。也就是说,一旦发生重大的金融冲击,依然有一半以上的存款得不到全额补偿,对高额存款者的信心冲击尤其剧烈。我国政府可以借鉴日本政府的经验,特殊时期采用特殊方法,“全面存款担保政策”可以作为危机时期首要考虑的应对措施。
最后,扎实推进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把握产业结构变迁的机遇。 “失去的十年”中,日本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制造业几乎停滞,但服务业加速发展。日本第三产业产值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超过第二产业产值。若只考虑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对比,早在1950年代,服务业产值就已经超过制造业产值。到了1990年后,服务业走强、制造业走弱的趋势愈发明显(图32)。其中,娱乐业、新型零售业都自发性高成长,交运行业则受益于政府投资扩张而快速增长。再往后,通信、互联网以及机器人(300024,诊股)产业均迅速成为日本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
日本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是良好的借鉴。从服务业和制造业占比的情况来看,当前的中国与1980年初的日本非常相似,服务业和制造业在GDP 中的占比约为50%和30% 。按照日本的产业变迁路径,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还有很大空间(图33)。近10年来,中国产业结构也确实在逐渐调整,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制造业行业增速的下台阶(图34)。
从细分行业看,我国呈现出“大而不快,快而不强”的产业格局。 2015年,在经济体量中占比较大的通信和计算机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供应业、黑色金属加工业、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不高,而发展最迅速的黑色金属采选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则整体体量较小(图35)。
总体看来,中国的产业格局在2000年后变化不大,传统行业和新兴产业均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中国这些年的产业结构自发性变化速度较慢,可能是因为缺乏彻底的结构性改革。 上世纪日本产业结构发生巨变,不仅有自发因素,更有经济危机带来的“危中之机”。中国经济一直稳定高速发展,既然没有危机的催化,就更需要前瞻和主动地进行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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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性评价
由于经济增长几乎停滞,1990年后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或“失去的二十年”,这也是日本政府广受诟病的重要原因。但货币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企业行为发生了改变,企业从净投资者变成了净储蓄者,或者说企业的行为从融资变为了偿债。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背景下,任何货币政策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这也是传统货币理论假设的重大缺陷。 日本作为最早进行量化宽松的国家,其通胀和经济迟迟没有起色,皆因企业在当年泡沫破灭中损伤的元气还未恢复。
目前,我国房地产“泡沫”迹象似已足够明显,我们不仅需要前瞻性地研判何时泡沫可能会破,更要批判性地审视现有政策的缺陷,并积极建立抵御危机的能力。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在危机爆发之前做好准备:抑制金融机构过度加杠杆、合理引导汇率预期;在危机爆发之时积极应对:积极财政政策托底、央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推出“全面存款担保”;在危机爆发后把握“危中之机”: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当然,我们不必等待危机“倒逼”我们实现产业结构的“痛苦”升级,趁中国经济增长韧性犹存之际,适当降低“稳增长”的诉求,锐意加大“促改革”的力度,矫正金融经济的定位,提升中国经济的体质,方能更好地应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可能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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