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有的“中国想象”，在两岸隔绝的背景下，其实建立在一种虚空之中，地基并不牢固。因此在民主化开启后，台湾原有的“中国”身份认同，在多元主义的旗帜下很快被解构掉，社会顿时陷入一种认同迷茫的飘零感之中。台湾人迫切需要重塑某种身份，而对日本的想象成为一个方向。可以说，对日本殖民的追思，是台湾人身份重新建构过程中的一个产物。

《悲情城市》剧照

从80年代末开始，台湾的影视作品中出现或多或少的日本情结。知名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其中唯美情调、充沛光线，以及那份悲伤和失落的忧郁，几乎让人错认这是一部日本风情电影。就连日本影评人田村志津枝都认为《悲情城市》“所描写的日本是太美了，过分美化了。”在另一部电影《多桑》中，失势的父亲死后，骨灰被儿子带往日本，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台湾人心中对日本的魂归。

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陆情怀”的全面退却。2014年，柯文哲在观影KANO（日据时代下的台湾棒球少年故事）后声泪俱下，让几乎同时期反映老兵怀乡的《军中乐园》的低落口碑相形见绌。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台湾在追求身份定位的过程中，在内心深处形成了某种悲情情结。台湾从原来华人世界中的“灯塔”，变成了“被害妄想症”患者，四百年历史是台湾人苦难的叠加。这是封闭的孤岛结构必然会产生的不安全感，却也意外地成为了台湾和日本心灵相惜的接入点。

恋殖和“台独”

恋殖归根在于身份认同的缺位。同韩国相比，由于台湾在被日本占有前，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地区，也没有独立的族群。台湾在后殖民时代的“自我解放”后，更可能因为认同错乱，犯了“斯德哥尔摩症”。

尽管本质上来讲，恋殖和“台独”有很大的区别，但二者如影相随，甚至被混淆为一体。因为解决恋殖问题，首先要对自己进行身份塑造，在将“中国”视为“敌国”的背景下，这个身份塑造的路径只能选择“独立”。今天香港所发生的的恋殖，其机制也与台湾类似。

但台湾为什么会将“中国”抛弃，而另起炉灶呢？

这固然有国民党对“红色中国”恐怖渲染的后遗症，但更主要在于皇民化精英政客们的操弄。前文讲到，光复前皇民化群体在总人口中并不是多数，但却囊括了一大部分精英阶层。这些人及家人在多年后，成为“中华民国”的各级官员，参与选举，影响大政方针。“本土台独主义者”和“亲日台独主义者”虽然内涵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在“反中”上立场一致，再加上台湾的身份认同缺失，给皇民化的精英政客进行政治操弄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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