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海南的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三位慰安妇老人在一起。 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把镜头对准了这22位慰安妇,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0。 22位老人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观众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 镜头里的这22张“沟壑纵横”的脸庞,像极了我们身边的老人。 林爱兰的腿抬不起来了,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农村,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慰安妇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她收养的子女都大了,走远了。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珍贵”的历史,“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对着郭柯的镜头说:“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 |
“慰安妇”的故事:幸存者与日俱减 赶在零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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