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郭柯的镜头一直在追赶时间：几年前，他拍了一个“慰安妇”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当时全国仅有32位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

海南的王志凤、符美菊、李美金三位慰安妇老人在一起。

两年后，这个数字减少到22。他把镜头对准了这22位慰安妇，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这个数字减至9。他很清楚，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0。

22位老人极其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外人期待为“历史的橱窗”。可真正看到这部“没有冲突”的片子，观众才恍悟，相比那段历史的“暗”、“苦”，她们穷尽余生在寻找“明”、“甜”。相比宏大的“历史”，有一种更宏大的主题：活着。

镜头里的这22张“沟壑纵横”的脸庞，像极了我们身边的老人。

林爱兰的腿抬不起来了，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农村，暴雨和艳阳不断切换，这位慰安妇幸存者日复一日抬起“面条粗细”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她收养的子女都大了，走远了。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把过去压在了最深处。她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她不愿提起那段“珍贵”的历史，“17岁以后我再没说过这些了”。

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说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在慰安所的4年像是被橡皮擦去了，她对着郭柯的镜头说：“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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