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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的故事:幸存者与日俱减 赶在零之前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更新:2017-7-27 7:31:10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毛银梅


郭柯懂老人的选择。韦绍兰1944年被日军掳走,送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了出来,却发现噩梦并未结束。


一回到家,她就哭了,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去学坏”。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躲着她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她喝药自杀,被救回来。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老人说,那时候“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那个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开始学会了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谈了6个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家里人也不会同意。36岁的时候,他决定看一辈子牛。从小到大,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如今,这个“日本人”已经70多岁了,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关在家里,叫嚣着“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他说,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只希望自己快死的时候,“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就行了”。


“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死掉。”他说。


郭柯很触动。他很清楚,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才可以继续生活。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对孙儿笑,对郭柯笑,对野猫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战胜利后,她从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诉她:“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什么也不会讲,“让他们走吧”。儿媳劝她,“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错。”


毛银梅已经记不得韩国家乡的事儿了,她不愿意回国,“都没亲人了”。她说,从慰安所出来以后,自己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她开始叫“毛银梅”。“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后来,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从未嫌弃过毛银梅慰安妇的身份,和她恩爱几十年。老人说,丈夫最爱的,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这些经历过伤痛、战乱、饥荒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作为团队里的“长辈”,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她和一位慰安妇老人沟通拍摄诉求,对方告诉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


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龙庆着急,她要替爱心人士给老人捐款。想来想去,她把钱塞进了老人的羽绒服里,这个口袋放一点,那个口袋装一些,可是塞着塞着她又想,老人年纪大了,怎么记得住钱在哪里。


志愿者龙庆停下双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妇老人,初次见到龙庆时正嚼着槟榔,嘴里红红的,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天黑了,龙庆想回去了,可老人说,“再转转,再转转吧。”


郭柯觉得,这一切就像一个圆,身处圆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静度日,圆心之外的亲人、邻居甚至是大众却在源源不断地向老人投射伤害。


毛银梅把慰安妇的身份瞒了五十余年,甚至连她的养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纪90年代,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母亲的这层身份。


“社会上很多人叫嚷着日本必须认错、慰安妇好可怜等等,实际却对老人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郭柯很气愤,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把老人当成了“历史证据”,要么就是站在高处的同情怜悯,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真正敞开怀抱去接纳这些老人”。


“走不出这段历史的,不是这些老人,是我们自己。”他平静地说。


郭柯用了最克制的手法来拍摄,很多时候老人开始哭泣,他的镜头就拉远,飞到了天上和窗外,云静静地飘过,雨哗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镜头和远景让这部片子变得“一点儿也不好看”。因为想一个不落儿地呈现22个老人,这部电影甚至被一些学院派批评“没有故事”“没有层次”“没有起承转合”。


这也许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电影。在95分钟时长的片子里,22位主角轮番登场,没有时间轴,镜头远远的,只来得及“深情地凝视一眼”。


从拍摄结束到现在,3年过去了。这期间,郭柯数不清自己经历了多少质疑。有投资人撤资,有发行方打退堂鼓,还有业界纷至沓来的批评。


一次,在一场传媒公司举办的小型看片会上,业内的编剧评价《二十二》:“从艺术创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纪录片,也需要矛盾和冲突,也需要有情节。”


他们的意见,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龙庆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发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来,替自己的学生郭柯鸣不平。那些矛盾、冲突,其实都有。


在李爱连家拍摄时,某天,一场大雨突如其来,老人倚坐在炕上发呆。摄制组当即决定,人员清场,只留下摄像师和龙庆。摄制组决定试试看老人是否愿意开口。许久,老人小声问龙庆,门都关好了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爱连一边哭,一边说起了当年的遭遇。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后,饿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那年只有18岁的她接过来连吃了8根,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却没停。


后来,她落下了胃病。


老人开始哭泣,还在断断续续回忆那个凌辱她的40多岁的日本人。龙庆对着老人无声地哭泣,耳机里传来郭柯的声音,“龙老师,可以了,停下吧。”


这段故事最终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说,自己很倔,在市场面前,他也曾自我怀疑过,但从没想过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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