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讯 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不仅受到权力分配、石油需求等物质力量的影响，更受到观念因素的支配。影响外交行为的观念因素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观念，决定了行为体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建构。战后日本外交的指导观念由“吉田主义”到“多边主义的国际贡献”再到“日美同盟贡献”的转变，强化了日本对自身政治大国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在目标设定上由“弱势介入”转为“强势介入”。第二层次的观念，为行为体达到目标提供了知识，并通过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与归因为政策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指引。二战后随着主导介入中东政治的观念由“平衡价值交换”转向“构建地区秩序”，日本对中东外交的介入方式也由“弱”变“强”。虽然日本政府仍需努力证明它们与传统的和平主义政治文化之间在本质上不存在冲突，但随着相关立法的不断推进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宪法修改，新观念正不断嵌入制度，并将最终演化为指导日本中东外交的长期战略。

程蕴在文章中指出，提到战后日本与中东的关系，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构筑在石油贸易之上的各种复杂博弈。到2015年底，中东国家已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47.3%，而日平均原油消费量居世界第三位的日本当年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比例高达81.8%。这些数据凸显出日本对中东石油的高度依赖，也表明了石油外交在日本中东政策中的重要性。但石油并非日本中东外交的全部。如果说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卷入中东政治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能源供应稳定的话，那么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日本对中东的介入已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外交可以解释的了。从公开发表的政府声明来看，日本开始更多关注这一地区的政治问题，并强调与相关国家建立多层次关系。这一改变透射出日本在中东地区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重新界定，而其背后所反映的观念上的改变又规定了今后长时期内日本对中东外交的行为模式。

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观念与外交政策转变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并非是要否定物质力量对于现实政策的解释力，而是旨在探讨观念对物质力量的建构作用以及其对政策形成的因果机制本身所造成的影响。

一、从“弱势介入”到“强势介入”：观念演变对目标设定的影响

日本的中东外交在战后经历了一个由“弱势介入”到“强势介入”的转变过程。

这一转变的动因何在？除了中东政治权力对比发生变化外，观念因素对冷战后日本国家身份和利益的重新建构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冷战结束前，日本所习得的角色身份是“贸易国家”加“自由主义阵营一员”的模糊而复杂的混合体。其背后的主要支撑观念是被概括为“轻武装、日美基轴、经济中心主义”的“吉田主义”。在“吉田主义”的观念中，世界虽被分为两极并区分敌友，但由于苏联的威胁对美日两国来说存在不均衡性，所以日本外交的行为规范就被允许设定为中性的经济优先。

冷战的结束，迅速证明了“吉田主义”观念的过时。海湾战争中的外交失败不仅表明了原有政策的不可持续性，也为日本外交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在这一情形下，1994年出台的“樋口报告”成为冷战后日本外交战略新的指导观念。新观念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变为美国主导下的多极体系，而且进入议事日程的主要威胁对于主要大国来说趋于均衡，这就在逻辑上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政治和安全责任。于是，在目标设定上，日本提升了对全球政治的参与程度；在行为规范上，原有的“经济中心主义”退居其次，“国际贡献”被加以强调。虽然日本仍重视与美国的合作，但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军备控制、开展地区安全对话等“多边安全合作”成为日本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标准渠道。

观念的转变，使日本在角色身份的选择上向“政治大国”的方向靠拢，并迅速影响了日本在中东的利益认知和目标设定。日本开始以多边合作的形式尝试对中东地区展开相对强势的介入。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中东外交主要致力于两项工作：一是积极参与巴以间的冲突调停。二是倡导与海湾国家间构建“多层次关系”。通过参与巴以冲突的危机管理并进一步发掘或拓展日本与产油国之间的价值认同和政治关系，成为“9·11”事件之前日本对中东政治介入目标由“弱”转“强”的主要表现。

“9·11”事件后，日本的对外战略观念再次发生改变，强调和落实日美同盟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义务成为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指导方针。新一代的日本政治精英信奉美国所推行的“现实主义”，他们惧怕在所谓的新威胁中被美国抛弃，而日美同盟优先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在这一规范下，日本对国际体系的认知已然趋向于单极霸权体系，曾经作为日本参与世界政治一大支柱的多边安全合作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日本对自身的角色期望向美国“全球战略协作者”的方向靠拢，并以此界定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在这一战略性观念的指引下，日本在中东深度介入阿富汗的重建进程，为美国海军在印度洋上的反恐作战给予持续补给，派遣自卫队进驻伊拉克，并承担仅次于美国的伊拉克重建费用。这些都反映出日本中东外交的目标设定已扩展至重新构建地区秩序的层次上。

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提出了所谓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并极力推行其“积极和平主义”的观念。这意味着日本国际战略观的再一次调整。在对国际体系的认知上，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开始宣扬所谓的“秩序挑战者”与“秩序维护者”之间的较量；在对自身角色期望上，安倍政府强调所谓的“自主”外交，实质上是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对自身地位的再次提升；而关于日本外交的行为规范，安倍则开始突破国内的种种限制，力图在军事手段的使用上获得合法性。

这一新观念的出台，使日本对自身利益的认知更加注重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的竞争。2013年安倍两次访问海湾国家，在继续声援中东民主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与相关国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协动”、在经济领域“共荣、共生”、在文化和价值领域“宽容与和谐”的新主张。这表明，面临域外大国在该地区竞争的日趋激烈，日本在地区秩序构建上更加注重与其整体战略的协调，期望在政治安全领域自身所倡导的国际秩序能够获得中东国家的认同与合作，在经济领域构建与彼此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相联动的跨国产业分工合作（主要针对海湾国家），并进而在文化领域消解中东社会所存在的极端主义思潮，为普遍价值的渗透开辟道路。可见，“积极和平主义”观念的出台以及全球战略的日趋清晰化，使安倍政府在中东秩序构建的目标设定上更趋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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