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僚主导”政策过程没有明显改变

日本智库得不到“可持续发展”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人力财力以及政策环境的制约是最根本的原因。历来人们都把官僚机构云集之地“霞关”看成日本最大的智库，日本官僚的优秀素质也确实使他们能够肩负起“政策立案”的重任。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具有政策立案能力的组织非行政机构莫属。特别是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日本的官僚制度显现出非凡的优越性。即便是经历了民主党执政期间对官僚机构实行的“大扫除”，官僚掌控政策制定过程的态势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因为日本的官僚素质较高并且对以往政策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了如指掌，日本又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不要说民间智库很难有机会介入，就是官邸和政治家想主导政策制定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鸠山由纪夫首相“不信邪”就吃尽了苦头，当然，他的阻力不仅仅来自官僚，更来自美国盟友的“不信任”。

自民党和民主党分别成立于2005年的政党智库——“日本智库2005”（自民党）和“公共政策平台”（民主党），在政权两次轮替之后都销声匿迹了。其实，自民党内部早就有类似智库的“政策集团”（如中曾根康弘的“政策科学研究所”、宫泽喜一的“平河会”等）。政策集团作为自民党内部的小集团，既是派阀形成的基础与发展条件，也发挥着政党智库的作用。自民党长期执政，为弥补政策转换的空白，各派阀的“政策集团”就替代智库起到提出政策构想的作用。“政策集团”不仅提高了各派阀成员的政策水准，也为各派阀在组织上网罗了人才。同时，党内派阀斗争的结果，也使其获得或失去参与决策的权力。不过，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政策立案”的机会都在官僚手中。

（二）趋于保守是日本智库发展的基本特征

其实，在野田执政期间，民主党在政治上就已经向右转。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后，日本保守阵营的力量得到壮大和发展。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就非常重视教育和安保两个领域，但其保守的政策主张随着他的下台而变成空想。重新执政后，安倍便大刀阔斧地在这两个领域实施他的政策主张。保守政权打造的政策环境，必然要影响到智库的研究内容和政治立场，保守智库纷纷提出偏右的政策主张，为安倍的“新日本主义”执政理念提供政策依据。像冈崎久彦、中西辉政这样的右倾文人便成为安倍首相倚重的智囊。

2012年是日本智库发展的转折点。这一年，不仅智库的数量下降到冷战结束时的水平， 政治立场趋于保守化也成为此后日本智库发展的基本特征。前述日本国际论坛、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世界和平研究所在2012年到2016年期间提出的相关报告书和政策建议就是日本智库趋于保守化的明显例证。

另外，像平松茂雄、樱井良子、渡部升一这样的右倾智囊更是著书立说，煽动日本民众反华，鼓动政府制定反华外交政策，恶化了日本的政策环境，也破坏了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樱井良子主导的民间智库“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成果中，充斥着反华言论和对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尽管她主导撰写的报告书对政府决策影响有限，但保守智库能起到煽动舆论干扰政策环境的负面作用，日本有一批这样保守的民间小智库。即便是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间较大的智库，从2012年以来的研究成果看，其保守倾向也是明显的。隶属防卫省的官方智库“防卫研究所”不仅是“中国威胁论”的发源地，近年来在加强对华研究的同时为日本政府提供的有关中国研究成果逐渐趋于右倾化。

二、日本智库应把追求“公共精神”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日本智库要想在国际公共政策领域做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树立具有“公共精神”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外交”正是日本外交的价值观误区，至今，安倍政府也没有走出这个误区。智库是为政府公共政策决策进行导航的，因此，智库不能犯方向性错误。否则，公众的利益就会受损，社会就会付出代价。

（一）“公共性”与智库的价值追求

“公共领域”的存在为智库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平台，“公共性”的追求为智库设立了道德底线。所谓“公共性”，一般是指“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公共福祉”（public welfare）、“公益”（commonweal）等公共性的利益追求。

不论世界还是日本，智库的类型各种各样，观点立场可以分出左中右不同。但是，智库作为“政府决策的向导”，必须具备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本价值观，否则就失去了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价值。尤其在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动荡，国际秩序处于重新建构时期，各国智库与智囊团都应认真思考什么才是人类最应当追求的目标，各国政府在制定国际公共政策时也应考虑如何兼顾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

就日本智库而言，其价值观定位与其自身发展以及国民对智库的认识有直接关系。另外，在现有的日本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框架内，智库的生存空间直接影响到智库与智囊的使命感与自我认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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