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是不想回，而是无法回，看不到未来”——福岛灾民七年忆

“老家已如‘鬼城’，空空如也。整个福岛都没什么好的就业机会。毕业后，我会留在东京工作和生活。”日本大学法学院大三学生林奈奈子对记者说。

日本“3·11”大地震过去7周年，灾区复兴虽然有一定进展，但福岛县民们仍然受到有形和无形的伤痛困扰。

林奈奈子接受记者采访。（新华社记者马峥摄）

回不去的家，被拆散的祖孙三代

林奈奈子原本和父母、爷爷奶奶在福岛县富冈町夜之森地区生活，那里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不到10公里。核事故发生后，她一家和周围成千上万名灾民一样，开始避难。

“自那以后，我们和爷爷奶奶分开住。在临时安置所那段日子，条件比较艰苦，周围环境又陌生，爷爷奶奶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她说。

林奈奈子和父母随后在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60公里的磐城市租了一套公寓，而原来的房子已废弃，无人问津。

“爷爷奶奶现在自己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完全适应新环境，似乎一直无法摆脱精神紧张和心理压力。”

三年前，林奈奈子独自到东京读书。她说，和她抱着同样想法的福岛年轻人很多，“不是不想回，而是无法回，看不到未来”。

7万多人避难，有人为是否返乡离婚

日本政府11日举行“3·11”大地震7周年悼念活动。首相安倍晋三说，目前有超过7万人过着“不自由”的避难生活，很多灾民至今仍不知何时才能重返故乡。

日本复兴厅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仍有约7.3万名灾民在各地避难，另有3647人被认定为“因长期避难致健康恶化”等原因而死亡。

虽然福岛县需要避难的“禁区”不断缩小，但在新近解除避难指示的区域，愿意返乡的原居民寥寥无几。福岛第一核电站以南的富冈町居民返乡率不足5%。

2017年初，新华社记者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采访。核电站附近城镇和乡村早已成为“禁区”，只有一条国道公路可穿越。那里满目荒芜破败，一片沉寂中只有核辐射检测仪的报警音提醒着“看不见”的危险。

这是2017年2月22日在富冈町拍摄的一处核辐射污染土包装袋堆放点。（新华社记者华义摄）

从距福岛第一核电站大约20公里处开始，就能不时看到大量黑色垃圾袋堆积于道旁田地，这是除污染作业后堆积起来的核污染土。据日本环境省统计，截至2017年初，污染土等废弃物总量已超过1500万立方米。

虽然有关方面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规划了一个可容纳2200万立方米废弃物的过渡性贮藏地，逐渐将分散于各处的废弃物集中保存，但最终如何处理核污染废弃物依然没有眉目。

愿意返乡的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带着孩子的家庭已在他乡立足，不愿返回仍在核事故阴影下的故乡。很多人不接受日本政府解除“禁区”的依据。

2017年2月22日，在距离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较近的大熊町，路边的标牌显示此处为“返乡困难区域”，实际上已成“无人区”。（新华社记者华义摄）

濑户大作是支援核事故避难者的民间团体“避难协同中心”的事务局长。他说，他接触的许多灾民家庭就“是否回福岛”产生分歧，最后不得不离婚。

政府：忍不了，你们就回福岛

让人伤感的不仅是有家难回。很多灾民深陷贫困窘境，承受着歧视目光｡

林奈奈子告诉记者，大地震发生时她还是初中生。她的不少伙伴到县外避难时受到同学歧视乃至欺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来自核灾区”。

濑户大作说，许多灾民现在只能勉强度日，而政府告诉他们，“忍不了，你们就回福岛”。

福岛县知事内堀雅雄7日说，与核事故前相比，福岛县人口减少了约14.8万人。他说，福岛核事故带来的多重灾害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

内堀雅雄7日在东京会见驻日外国记者。（新华社记者华义摄）

对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处理，福岛县政府没有主动权，由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主导。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定的目标是在核事故后30年到40年完成反应堆报废工作。而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所面临的堆芯熔化核残渣如何取出、上百万吨污水如何处置等问题依然十分艰巨。

谈及福岛前景，林奈奈子说，她希望福岛能够振兴，恢复昔日的美丽和生机。

她认为，政府和东电公司在灾害处理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似乎不愿意回去，“希望是美好的，但现实依旧很残酷”。

监制：李大伟

记者：马峥 华义

编辑：吴铮

张梦恬对本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