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建设“日本型”智库的过程中，其智库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点，通过考察其人员的特点就可窥见一斑。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JIIA”）、日本国际论坛（以下简称“JFIR”）、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以下简称“RIPS”）、中曾根康弘世界和平研究所（以下简称“NPI”）这4个日本较为著名的外交安保类智库为例，其人员大多具有政府任职经历、学者身份及在不同智库交叉任职等特点。这些特点给日本智库与政府间的沟通、智库知识产品的可操作性与有效性及创新性带来了重要影响。

从政经历增强智库产品可操作性

日本外交安保类智库的创始人或首任负责人、部分管理与研究人员具有在政府任职的经历。这种经历既有利于智库架起与政府间沟通的桥梁，又有利于增强智库产品的可操作性。首先，外交安保类智库大多由政府离任高官创立或担任首任负责人。例如，JIIA由前首相吉田茂提议设立并担任首任会长；JFIR首任会长为前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RIPS首任会长猪木正道虽为学者，但也曾担任过防卫大学校长；NPI首任会长为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不仅如此，其后任者也大多为政府离任高官。以JIIA为例，其首任会长吉田茂之后就任的12任会长皆为离任的外务省事务次官或驻外大使。

其次，外交安保类智库的管理人员及评议员也大多为政府离任官员。如JIIA副会长佐藤行雄、理事长兼所长野上义二、代理所长山上信吾、裁军与不扩散促进中心主任樽井澄夫、研究调整部长相航一都曾任职于外务省。JFIR除了有现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评议员）外，还有前防卫大臣森本敏（理事），曾任职于外务省的伊藤宪一（会长）、有马龙夫（评议员），曾任职于通商产业省的内藤正久（监事），曾任职于经济产业省的金森久雄（最高参与）等人。并且，其所设立的政策委员会中还有多位政府离任官员。RIPS则有多人出身于自卫队，如常务理事武田正德，理事金田秀昭、竹河内捷次，监事江口博保，评议员上田爱彦、折木良一等人。同时，RIPS还有多人曾任职于政府其他部门。如曾任职于通商产业省的理事及川耕造，曾任职于防卫省的评议员秋山昌广、柳井俊二、铃木启贵等人。NPI副会长中曾根弘文（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之子）曾任文部大臣和外务大臣。其理事长佐藤谦，副理事长荒井寿光、藤崎一郎，理事（常勤，前理事长）大河原良雄、渡边秀央、石原信雄、篠泽恭助，评议员儿玉幸治、坂本吉弘、佐佐淳行以及监事长谷川和年、盐谷隆、福川伸次等人都曾任政府相关部门高官。此外，研究本部长北冈伸一曾任日本驻联合国副代表。

再次，外交安保类智库的部分研究人员也曾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例如，JIIA研究员冈田美保，客座研究员旭英昭、川崎研一、西村六善等人都有在外务省、内阁官房等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JFIR上席研究员石川薰、坂本正弘、佐藤祯一，主任研究员菊池誉名等人曾分别任职于外务省、文部省、经济企划厅等政府部门。RIPS研究委员秋山一郎、香田洋二、永岩俊道、德地秀士、山口升等人曾分别任职于防卫省、外务省等政府部门。NPI常任研究顾问小峰隆夫曾任职于国土交通省，主任研究员嘉治美佐子、大泽淳（现任职于内阁官房国家安全保障局）、研究员竹泽理绘等人都曾任职于外务省，研究员北浦修敏、杣谷晴久、高桥义明、高山裕司等人曾分别任职于财务省、通商产业省等政府部门。此外，有些研究人员虽未曾在政府部门任职，但也曾有过担任日本外务省驻外专门调查员的经历。

政府离任高官创立或担任首任负责人使得智库从最初就与政府相关部门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既能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又有助于此后双方的沟通。政府离任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管理及宣传工作，进一步丰富了智库与政府间沟通的渠道，既有利于及时获得相关信息，又有利于智库知识产品传达到政府高层人士，甚至是现任日本首相手中。

智库人员具有政府任职经历除了有利于智库架起与政府间沟通的桥梁外，还有利于增强智库产品的可操作性。第一，这些日本智库人员有“前某省大臣”“前某省事务次官”“前驻某国大使”等这类前政府高官的头衔，不仅能够提升智库的声誉、增加其知识产品的“权威性”，而且“回收”这类人员的任职经历无疑会增强智库产品的可操作性。第二，理事、评议员、监事等人员有过政府相关任职经历，也进一步增强了智库产品的可操作性。理事通过理事会对该智库研究项目的设立等工作具有决定权。有政府任职经历的理事所做出的决定，尤其是其所选择的研究课题及进一步完成的智库产品大多更具有可操作性。而监事则监督理事对智库业务的执行情况。评议员作为评议会的成员，有权决定理事及监事的人选。因此，评议员、监事具有政府任职经历这一背景进一步保证了具有相同背景的理事所选择的研究课题及进一步完成的智库产品更具可操作性。第三，有政府任职经历的智库研究人员更熟悉日本政界的秩序规则、政策形成的程序细节、行政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及不同于学术写作的官僚写作技术等，进一步增强了其产品的可操作性。

学者身份增强智库产品有效性

如果说智库人员的政府任职经历能够使智库产品更具可操作性，那么智库人员的学者身份则增强了智库产品的有效性。

在智库中，主要有三类人员更多地体现出了其学者身份。第一类是智库自身的研究人员。许多外交安保类智库的研究人员已成为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如JIIA研究顾问高木诚一郎、主任研究员户崎洋史与小谷哲男等人。第二类是曾经的智库研究人员，后进入大学等学术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并还在智库任研究员或客座研究员的学者，如JIIA上席客座研究员菊池努、客座研究员中山俊宏等人。第三类是一直从事学术研究，同时也在智库任研究员或客座研究员，如田中明彦、久保文明、高原明生、神谷万丈、伊藤刚、北冈伸一、川岛真、浅野亮、添谷芳秀、村井友秀等知名学者。在这三类人员中，除了第一类人员（这类人员也大多经历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外，其他两类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在其为智库生产的知识产品中，能充分体现出智库人员所具有的学者身份。

此外，就某个研究报告，智库会根据实际情况邀请其他相关学者参与其中。如JIIA于2017年3月完成的研究报告——《中美关系与围绕中美的国际关系》，其研究委员中就有多位来自日本各大学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如静冈县立大学教授梅本哲也、早稻田大学教授太田宏、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土屋大洋等人。

智库为了更多地体现出其人员的学者身份，增强知识产品的有效性，通常会组织更多的知名学者为其服务。其中，JFIR在组织学者方面最为典型。其政策委员会中的“有识之士政策委员”几乎网罗了日本大部分政治、安全（82人）以及经济、社会、文化（55人）等相关领域的学者。该智库政策建议的最终形成都要得到出席政策委员会会议2/3以上委员的赞成，并且署名的委员要对政策建议的内容负责。政策建议得到赞成或成为“废案”都体现了学者在智库知识产品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增强了智库知识产品的有效性。

智库人员具有的学术资质是其区别于游说者、活动家以及政府官僚的重要标志。智库人员的学者身份表明了其良好的学术与职业经历，这些赋予他们的名望和地位能够提高智库知识产品的分量。知识产品的有效性得益于他们学术上的资质。

一般情况下，智库为了政策建议、研究报告等知识产品兼具可操作性和有效性，都是由有政府任职经历的人员和学者共同来完成。前述的JIIA于2017年3月完成的研究报告《中美关系与围绕中美的国际关系》即是如此。此外，在日本著名的民间智库——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还存在一种知名学者和有政府任职经历的研究人员构成的研究“组合”。此外，日本官方智库防卫研究所也明确表示，其调查研究由在广泛的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研究成果的“文官研究人员”和在自卫队有实际业务经验的自卫官合作完成。

不同智库间交叉任职阻碍创新

与美国智库中存在着复杂而庞大的“董事连锁网络”现象不同，日本不同智库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人员交叉任职现象。在上述4个智库中大约20人有交叉任职的现象，如JIIA副会长佐藤行雄、理事长野上义二、研究顾问高木诚一郎、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JFIR理事长伊藤宪一、评议员袴田茂树、最高参与田中明彦、上席研究员高原明生，RIPS理事长西原正、理事金田秀昭、中西宽、铃木启贵，NPI理事长佐藤谦、监事竹河内捷次、理事大河原良雄等人都在本人所属智库外的另外3家智库兼任其他职务。并且，还有部分智库人员曾有过在这4个智库中其他智库任职的经历。

人员交叉任职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优秀研究人才供需的不平衡。作为智库都希望吸引符合自身理念、有管理经验、研究能力突出的人才，正是由于这类相关优秀人才的缺乏才造成了人员交叉任职现象的普遍存在。实际上，在考察的上述4个智库中还有许多人员在此外的其他智库中任职。如JIIA理事多田幸雄还任职于双日综合研究所、顾问渡边博史还任职于日本国际通货研究所，RIPS理事金田秀昭还任职于冈崎研究所，JFIR上席研究员高原明生、NPI研究本部长北冈伸一、RIPS研究员山口升、NPI研究员细谷雄一等人还在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任职。二是对于智库人员自身来说，能在多个知名智库任职，既能增加获取信息的渠道，又可以扩大“关系网”，促进自身管理、宣传及学术水平的提高；对于智库来说，聘请知名的相关智库人员能够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传播自身的理念，进而增加影响力。

然而，一个智库的管理或研究人员同时还在其他智库任职，其理念也就会在不同的智库有所体现，尤其是各智库就内容相似的研究课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就会趋同。因此，智库人员交叉任职现象就造成了智库知识产品的创新性不足。

就像JIIA成立之初所称其是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为样板设立的一样，“智库的社会科学性质是通过英美经验而形成的”，但日本在不断探索如何建成“日本型”智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点，通过上述对日本外交安保类智库人员特点的考察反映出了这一点。智库人员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也反映出日本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政治传统、政策形成过程以及智库在其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与程度。因此，智库建设应根据国家自身的政治架构、政治传统、政策的形成过程等特点而进行。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