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长期戴着“失去的xx年”帽子的亚洲国家，随着一条新闻再一次被世人所关注。北京时间10月9日傍晚，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约翰·班宁斯特·古迪纳夫（John. B. Goodenough）教授、斯坦利·惠廷汉姆（Stanley Whittingham）教授、吉野彰教授，三位的获奖理由是：为锂电池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在日本国内，有个著名的段子是揶揄著名文学家村上春树年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却年年陪跑，而有媒体认真分析其原因时曾指出，也许正是由于日本在其他诺奖项目上硕果连连，诺奖委员会才不肯将文学奖这一自由裁量权较大的奖项颁给村上——村上的倒霉也许是替日本近年来在诺奖上的硕果连连背了锅。
早在2001年，日本就提出要在新世纪头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在提出之初，很多人把它看作笑谈，但是在短短二十年间，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半。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日本诺奖的井喷呢？
首先必须承认，日本诺奖的井喷是由经济基础打底的。统计表明，2000年以后的日本诺奖获得者的获奖研究成果大都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前后取得的，而这一时期刚好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高峰时代。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经济以近于10%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而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以典型的“民富”为特点的，富裕起来的日本青年在不为生计问题所困扰之后，才开始有资本追逐自己的梦想。曾在2012年获得诺奖的下村修教授曾经自言，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只是“为了搞明白水母为何会发光”。正是这种不计成败追求梦想的性格，才铸就了日本那一代科学家的成功。
其次，有了能够奢谈梦想的青年人，更要有良好的教育塑造他们，本世纪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接受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年代大多集中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当时日本的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学界一般认为日本经历了三次教育改革，第一次改革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这一时期的教育体制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教育理念相悖，目的是让个人服从于国家。该制度下教育出来的学者大多循规蹈矩、死板教条，在二战之前的日本，无论军工、民用制造中都弥漫着一股因循守旧的风气，极少出现能够突破传统思维的“逸才”，缺乏创新是当时日本工业和科研最为人诟病的地方。
可想而知，如此僵硬的体制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即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以往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对教育理念、学校制度、课程教学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例如许多国际知名的文学作品被请进教科书，而这些作品无不洋溢着科学精神，包含尊重人权与个性、世界的合作与和谐等要素。战后开始的这场改革被称作为第二次教育改革。
而日本第二次教育改革不仅在精神气质上呈现出自由的特征，也让学术氛围焕然一新，第二次教育改革不仅使日本的大学教师获得了更多研究自由和稳定的经费支撑，而且还使学生获得了更多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得到了更多科学研究训练。这些无疑会对日本学者的科研产生积极影响。根据汤森路透的数据，1982年日本在五个科学领域中发表的论文数量为12534篇，仅次于发表数量为33744篇的美国，位列世界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大学考评教授的机制并没有十分严格的论文限制，这一数据的背后，是大量日本科研人员在自身兴趣和工商业实用刺激下努力的结果。这种背景让日本这一时代发表的论文质量极高，被称为日本科研的黄金时代。
如果按照科研成果三十年转换为诺奖的时间来推算，日本眼下的确正处于应当收获诺奖的高峰期，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年年有诺奖入账，甚至一年双诺奖都并非不可能。在新世纪以后，受经济的拖累，日本科研出现疲软，但教育依然高歌猛进，眼下的日本正在展开以进一步启发学生创新力为目的的第三次教改，这场教改的成败，也许会决定日本在21世纪的后半叶能否迎来又一场诺奖井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王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