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的发源地在日本，官民联手，致力于解决过劳死问题，但效果差强人意。

出了名的加班大国

过劳死一词源于东瀛，日本人称为“karoshi”，2002年收录《牛津英语词典》，英文解释为“death from overwork”。究竟什么是“过劳死”？一般解读为：平常看似健康，因长时间加班工作导致过度疲劳而猝然死亡；或因不堪工作压力等原因导致精神抑郁而自杀。

长期以来，“过劳死”就像一根鱼刺，让爱面子的日本政府如鲠在喉，羞愧难言，也吸引着全世界关切的目光。

二战结束，从一片废墟中走出的日本，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其秘诀何在？学者多归功于日本员工以公司为家，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

1947年出台的《日本劳动基准法》，明确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74年过去了，日本人频繁加班还是家常便饭。夜深时，来到东京繁华商业区，你会发现许多公司总部依然灯火通明。虽然带薪休假每年只有十天，但是大多数职员还是不情愿在盛夏或新年，带着全额津贴去放松一下自己。

日本人从“武士”快速转型为“公司战士”，让外国观察家印象深刻。一时之间，“经济动物”“工作狂”“工蜂”成为日本人的代名词。在崇尚集体的日本人心中，工作本身是社会尊严的来源，加班不仅意味着福利，也意味着被认可和受到重视。

《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全职员工平均每年工作2000小时，比德国人、法国人长400小时。20到50岁的日本劳动者中，42.6%的人平均每月无偿加班约16.7小时；85%的全职员工加班，2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大约一半的人加班不会获得额外工资。

对企业异常忠诚，工作时间居世界前列的日本人，自然也承受着成功背后无法言说的代价。过长的劳动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让他们疲于奔命，透不过气来。

日本是出名的“加班大国”，超勤文化传统悠久。对不少日本男性来说，“朝6到晚11”的工作模式相当普遍。清早从家乘地铁到公司，上班并“例行”加班后，晚上继续与同事或客户去酒吧饮酒交际到深夜，凌晨3点烂醉回家，早上太阳还没升起就又返回公司。“这种生活模式早已成为日本的象征，就像日本寿司和日本漫画一样”，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

作家星野慎司在《不寻常的市民生活》一书中描述日本人的加班心态：“忙碌的工作就像因参战而烙在身上的伤痕一样，那是男人的勋章。”经济泡沫时期，如果丈夫晚上10点之前回家就会受到妻子冷落，邻居们也会投来同情的眼神。大家都认为这家的丈夫在公司不被重视，没有担任重要的工作所以也不用加班。

绝大多数工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加班时，会说“有太多必须要维持的工作”或“这是我的工作，我希望尽最大努力做好”。每天义务加班，在日语中有个词“社畜”（公司奴隶），许多员工因此积郁成疾，猝死自杀屡见不鲜。

此外，日本公司内部等级关系森严，一般领导不下班，没人敢先下班。而领导又觉得自己要以身作则，心里想回家也不敢迈腿出门。

学者研究认为，1969年日本出现第一例过劳死案件，当事人是一名29岁的企业雇员。在一心追求经济增长的日本，此事未引发太多关注。1981年，公共卫生学者上田铁之丞和田尻俊一郎共同编写了一本书叫作《过劳死》，书中提到这一现象时描述为“因强烈工作压力或应激引发的致命性疾病发作”。两位作者特别强调了“所谓过劳死不能当作医学上的概念，也不能当做统计学上的概念”。

随着公众关注度的提高，1987年厚生劳动省开始对过劳死进行统计调查。1988年律师、医生开设的“过劳死110报警电话”活动，让“过劳死”这个概念在日本人心中扎下根来。据“过劳死律师团全国联络会议”代表干事冈村亲宜回忆，“一开始在全国仅开设了7处，且完全是短期尝试性的，但没想到一开通电话就被打爆，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于是很快便在全国普及开来”。

1995年精工、全日空等12家公司在内的总经理接连去世，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精英过劳死震撼日本社会。2000年5月，首相小渊惠三去世，医学专家认为他“积劳成疾，过劳猝死”。同年10月，广岛高级法院就川崎制铁公司员工过劳死一案做出判决，责令该公司向死者家属支付1.1亿日元巨额赔偿。

一波三折的内野建一案

谁人不知，日本认定“过劳死”，程序冗长复杂，难如登天。专业人士介绍，过劳死保险补偿申请程序分为“六步走”，步步惊心。

首先是向所在市的劳基署提出申请，只有极少数幸运儿“闯关成功”，获得补偿。其次，申请未获准的情况下，则需在获得通知60天内，向所在都道府县劳动基准局工伤保险审查官提出行政复议。若仍未获准，第三步则要向国家劳动保险审查会再次提出复议请求。在3个月内没有结果或者仍未获准的情况下，就要走行政诉讼的道路了。

官司可以由地方法院、高级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当然也可以在提出保险申请的同时，直接走民事诉讼的道路，向企业提出赔偿要求，但如果获得保险赔付的申请未被确认，民事诉讼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如果死者家属在民事诉讼之前已经获得了保险赔付，法院在判决企业民事赔偿的金额时，要做适当下调。

以轰动一时的过劳死者家属状告劳基署案为例。内野建一于1989年进入丰田汽车公司，他为身为国际著名汽车公司的正式员工，倍感骄傲，对繁重的质检工作丝毫不敢怠慢，每天加班到凌晨1点才回家。

不承想2002年，年仅30岁的他，倒在工作岗位上撒手人寰。“他既不抽烟，也不赌博，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当时，我们的两个孩子，一个１岁，另一个３岁，正是讨人喜欢、开始懂事的时候，他却先走了……每当想起这些，我都伤心欲绝！”悲痛万分的遗孀博子回忆道，“由于过度劳累，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和家人共进早餐，也不再与两个孩子亲昵、嬉戏，而是倒头便睡。他笑得比过去少多了，他说，躺下睡觉的时候，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刻。”

以丈夫过劳死为由，她向丰田市劳基署提出领取遗属补偿金的申请。劳基署认为，内野死亡前一个月的加班时间仅为45小时，不够过劳死认定标准，驳回申请。冰冷的数字，与博子主张的144小时加班时间相差甚远。

一气之下，博子毅然向丰田市劳基署的上级机关提起了行政复议。两次复议的结果均未推翻丰田市劳基署所作决定。2005年7月，百折不回的博子，向名古屋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劳基署撤销不支付过劳死赔偿金的决定，认定丈夫为过劳死。

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在庭审中，内野建一加班时间的长短始终是双方辩论焦点。被告丰田市劳基署一口咬定死者加班时间不足46小时，与原告主张的144小时相差甚远。劳基署指出，死者在企业内参加的QC小组(质量控制小组)、开发创意、EX(专家系统)等活动属死者自发行为，是员工滞留在企业的“闲谈”行为，不应算作加班时间。

原告律师针锋相对，提出反驳意见。“内野建一的死因为致死性心律失常，这是直接由他在生前大量的加班工作导致的。”律师进而强调，“工作时间不仅是生产线上的时间，事前准备、提出改善方案、处理纠纷等所用的时间都应属工作时间。在参加QC小组等活动所提的报告上有领导的印章，而且这些活动的成果也同工作考评直接挂钩，理应算作加班时间。”一席话入情入理，赢得旁听者广泛认同。

为什么加班时间的长短成为此案定性的关键？目前过劳死的认定标准是厚生劳动省2001年12月修改的《心脑疾病工伤认定标准》。将劳动时间长度作为主要的认定标准，即当发病前一个月加班时间在100小时以上或发病前2个月至6个月每月平均加班时间在80小时以上的，可以认定为过劳死。

2007年11月底，名古屋地方法院一锤定音，认定内野生前最后一个月加班时间为106小时，即将多次“自愿加班”工时认定为超负荷工作因素，亦即认定为过劳死。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的主张，要求劳基署撤销不予死亡赔偿的决定。

宣判时法官少有地对受害人进行了充满人情味的评价，称死者“为人认真”“工作勤恳”“超负荷地工作积劳成疾，临死前还在拼命工作”。劳基署未提起上诉，判决生效。

过劳死家属状告劳基署胜诉，意义非凡，一是认定了企业员工下班后“自发”组织的策划创意等活动为工作行为。在丰田公司内，一直提倡员工无私奉献，积极主动为企业出谋划策，而这些历来都是无偿的。二是判决明确指出夜班等倒班工作造成慢性疲劳，可作为认定工作超负荷的因素，这对今后的类似判决起到了示范作用。

日本法院这一判决，使过劳死在法律要件的认定上前进了一大步，路透社、美联社、CNN争相报道。

好事多磨，正当博子准备从劳基署领取大笔保险金时，对方却以“丰田汽车公司未发放法院认定加班时间的加班费”为由，坚持要按原先单方面认定的45小时加班时间来计算死者的应得工资。这引起了博子强烈质疑和不满，博子聘请的律师称：“劳基署不督促丰田汽车补发加班费，反而采取这样的应对方式，莫名其妙。”

对此，劳基署上级部门爱知县劳动局给出的理由是，法院判决对行政有约束力的只是判决撤销行政决定这一部分。至于法院所采认的判决依据对行政没有约束力。虽然QC活动被认定为工作范畴，但是这不代表这些活动就是需要支付报酬的加班行为。实际上企业也未对这些活动支付报酬。因此在计算应得工资时依然参照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计算。

官僚阳奉阴违，气焰嚣张，义愤填膺的博子，不得不向主管工伤保险的厚生劳动大臣直接投诉，提出按照法院判决计算平均工资的要求。学者认为，早在2000年就有过劳基署主动将所谓的“义务加班”时间计算到应得工资内的案例，当时两种方法所得的日平均工资相差34%，本案中劳基署坚持不承认有“义务加班”的存在，用意不言自明。

本已结案的过劳死一案，波澜再起，社会各界挞伐声不断。2008年1月9日，面对各方压力，厚生劳动大臣接见博子，表示要对过劳死赔偿认定重新审视。

向 “过劳死” 说再见

日本社会的共识是：过劳死是无法容忍的社会阴暗面。为此，官民联手，合作治理这一老大难问题。

2001年12月日本出台《关于脑血管疾病与虚血性心脏疾病认定标准》、2002年2月颁行《为防止因过度劳动导致妨害健康的综合对策》两部规章，以职业疾病、劳动时间为着眼点，规定了定期健康检查、带薪休假、加班最长时间限制等多项内容。

2014年，日本史上首部“将防止过劳死对策作为政府的任务”的法案《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在参议院获得全票通过。这项法案由跨党派议员发起，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政府要开始监督所有企业，并动用国家力量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解决过劳死问题。

在宪法结社自由保障之下，日本诸多民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以学者为主组成的“精神压力疾患劳灾研究会”、律师组织的“过劳死全国联络会议”、过劳死亲属成立的“过劳死遗族会”。民间各阶层合力解决过劳死问题，居功至伟。

2014年，50万日本人签署请愿书，呼吁政府解决过劳死问题。次年12月，日本和民集团同旗下居酒屋自杀的女员工森美菜家属，在东京地方法院达成庭外和解，和民集团承认森美菜自杀是因过劳，并向家属道歉，并支付1.3亿日元损害赔偿。

统计显示，日本每年认定过劳死的人数均在300人左右(不包括公务员过劳死)，2000年以前每年认定人数都在两位数以内，过劳自杀的年认定人数近五年也都在百人以上，认定比例已上升至40%左右。

律师冈村亲宜忧心：“导致过劳死的劳动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善，有很多过劳死并没有提出申请。”通过“过劳死110热线”所获信息推测，日本每年仅因工作原因罹患抑郁症而自杀的人就有5000人左右，远远大于每年提出申请的数量。

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2015年3月末，共有高达1456例“过劳死”赔偿案例，创历史新高。案例多集中在医疗保健、社会服务、运输、建筑等用人短缺的领域。以往多出现于长期高强度工作下的男性上班族的“过劳死”现象，正在向“全年龄段”和“全职场领域”扩散，年轻人和女性劳工成为超负荷工作的受害者。

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揭露，一方面，大量非正式员工存在过度劳动的状况。从1988年到2015年，日本短时工的比例由12%攀升至30%，其中女性由24%攀升至47%，甚至有不少家庭主妇为补贴家用而选择应聘深夜便利店的兼职工作。

另一方面更令人震惊的是，越来越多的全职正式员工与工薪阶层也面临着过劳问题。2016年日本“男性正式员工每周劳动时间为53小时，换算成每年则超过2700小时”，即使是高层管理人员也有可能过劳，日本电产公司的社长永守重信先生“每天早上6：50就到公司上班，比任何一个员工都早。每天工作16小时，周六、周日也不休息”。

在日渐频发的过劳死事件中，不乏年仅27岁的日本富士电子公司的系统工程师、24岁东京大学毕业的电通广告公司高薪员工等专业技术、管理人员，2003年日本劳动监督署的数据也说明，在因过劳而得到精神障碍工伤认定的108名劳动者中，“系统工程师、信息处理技术员等专业技术人员有28人”，超过了制造业等从事技能工作的24人。

2016年，日本颁布《预防过劳死等对策白皮书》，报告显示加班最多的行业是通信行业，有将近一半的人每月加班超过80个小时。学术界、服务行业、物流等领域都广泛存在加班现象。

2018年，首相安倍晋三卷入了一场关于过劳死的辩论中。前自民党干事石破茂指责首相的经济政策让大企业获益，而大量中小企业却越发经营困难，这直接导致公司花费在员工身上的钱越来越少，过劳死现象越来越严重。安倍晋三被责问得哑口无言，一直拿着白色的手帕擦冷汗。

同年10月厚生劳动省发布《令和元年版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皮书》，对过劳死作出更加清晰的界定：如果员工一个月内在法定时间外超时工作累计超80个小时，并因为过度疲劳引发死亡的现象就叫过劳死。

“今后劳动行政机构将加强对长时间用工行业的监督指导，并继续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减少长时间用工的现象。此外，相关机构还将推进带薪休假制度和勤务间隔休息制度的落实，防止和减少过度用工，并强化预防心理疾病及职场骚扰等问题的对策。”《白皮书》强调。

过劳死“高烧难退”，日本何时才能说出“撒哟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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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肖玲燕 设计丨刘岩

文丨俞飞

原标题：《丈夫晚上10点前回家会受到妻子冷落！过劳死在日本为何“高烧难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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