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广播中向全世界宣布，实行无条件投降。至此，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落下帷幕，在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共同帮助下，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按照常理，战败国应当向战胜国道歉并做出赔偿。然而由于我国当时正处于内乱之中无暇顾及此事，日本又抱紧了美国大腿，我们之间的这笔血泪债就这样一直拖了下来。

直到日本宣布战败71年后，随着我国的逐渐强大，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才向我们低头道歉并予以赔偿。这笔拖欠了71年的血债，终于得以偿还。

日本侵华期间犯下诸多恶行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了以武力手段征服中国的脚步。在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后，犯下了无数罪行，罪业深重。

日本军队初次踏上中国东北的土地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将中国人民当作猪狗一般对待，享受着战争胜利的喜悦。随着日本在中国领土势力的逐渐扩张，他们的魔爪也慢慢伸向了我国各地。

1937年，日本军队攻破南京，为期长达6周的南京大屠杀拉开了序幕。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南京人民遭受了无数的凌辱和暴行，日本军队展现出了灭绝人性的残忍和杀戮行径。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此类屠杀时有发生，规模有大有小，中国人民饱受残害。

穷凶极恶的日本人不仅用我国人民来满足他们杀戮的欲望，还将中国人民的价值利用到了极致。

1942年，日本由于长时间地投入战争，本土劳动力严重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决定从我国输入劳动力。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贩卖中国人口。

当时，日本治下的中国领土上，时不时就会有这种“抓壮丁”的事情发生。据统计，当年日本在中国强掳的劳工，高达4万人，其中的主要人群，就是中国农民。

1942年，我国正值中原大饥荒，农民是被这场天灾影响最严重的人群。日本人“抓壮丁”的这种行为，更加剧了农民家庭的苦难，许多家庭的劳动主力被迫背井离乡又得不到任何报酬，家中妇孺甚至只能活活饿死。

被强掳到日本的壮丁们本人，也一样遭遇悲惨。在被押往日本的途中，有近3000名壮丁死亡，而日本人对这些人的死亡没有任何愧意，甚至在强掳时提高了对壮丁身体素质的要求，以避免“损耗”。

到了日本后，以日本三菱财阀为代表的众多日本公司，对这些壮丁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剥削。日本政府也更新了针对华工的政策，增加了全部华工的工作时间，有的甚至在日本部分公司的压榨下工作时长达到了16个小时。在这双重影响下，很多华工每天只能休息不到6小时。

要知道，被带走的“壮丁”们，最小的只有11岁，而最大的已经78岁了。他们不止要长时间的工作，食衣住行等方面也待遇极差。很多壮丁一天只能喝到一小碗清粥，完不成任务还要被鞭打。

在这样的长时间的剥削下，许多“壮丁”都没能熬过去，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战败后日本拒绝承认和赔偿

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考虑，放弃了对日本进行战争索赔。而日本方面，不仅没有赔偿，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曾犯下的诸般罪行。

在日本的历史教材中，这场侵华战争被描绘成了一场“正义”的战争，参与这场战争的日本军人们，都被描述成了“英雄”。对于日本政府篡改历史的这种行为，我国曾多次提出抗议，可惜并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任何正面回应。

日本的历史教育，不仅篡改了这部分历史，而且刻意将这部分历史“不重要化”，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在他们的历史课本中所占篇幅不超过1页纸。这使得日本民众对这场战争不仅存在误解，而且并不认为这场战争有多重要。

日本人民这种在政府影响下，对待中国曾遭受的苦难轻描淡写的态度，让我国人民极为气愤，更加激起了我们对日本人的仇视情绪。更令我国人民愤怒的是，日本拒不承认对我国犯下的罪行，却承认了他们对美国和俄罗斯犯下的罪行。

事实上，日本这种行为是典型的“欺软怕硬”。美国和俄罗斯强大，他们开罪不起，所以不得不承认。而中国彼时尚弱，并没有足够的实力支撑我们威慑日本，所以他们拒不承认。

长达二十年的民间索赔大潮

我国和日本之间的这种矛盾，一直持续到1990年，才出现转机。当年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则报道：“原民主德国于198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有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同意向二战期间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者赔偿620万马克。”

北京大学法学系的硕士——童增看到了这则报道，这给了他一个灵感：既然欧洲国家可以重提“战争受害赔偿”，那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可以？

“战争受害赔偿”不同于战争赔偿，通俗地讲，“战争受害赔偿”应该属于民间赔偿，而战争赔偿是政府间的赔偿行为。

童增很快将自己的这一想法付诸行动，他先是写了一份意见书——《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交给了人大办公厅，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遗憾的是，此后几年，政协、人大多次提起这个议案，却总是得到“已研究……不宜提倡”的回复。

始终得不到政府相关部门支持的童增转变了思路，转而借用各种平台向人民群众宣传民间赔偿的概念。与此同时，一个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出现在了童增的视野中。

小野寺利孝在新闻中看到了童增的事迹，富有正义感的他随即决定要帮助童增一起为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争取索赔。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件事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有越来越多的中日两国人民加入到其中来，掀起了一场民间索赔大潮。

鉴于日本政府的顽固，这场民间索赔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才取得一定的成果——日本方面部分势力终于向中国人民道歉了。虽然这种成果尚不能满足童增等人的期望，但已经是他们目前能争取到最大的成功了。

对此，童增表示：“民间的力量和声音还是太薄弱。”并希望国家能够为此提供一定的法律援助。

日本终低头向中国人民道歉

2016年，以日本三菱公司为代表的35家公司向曾经被强掳到日本做劳工的中国幸存者谢罪，并和他们达成了和解。这个迟来了71年的道歉，是童增和小野寺利孝等众多民间人士多年努力的结果。

这些曾经剥削我国劳工的公司，迫于各方面压力为曾经的劳工们提供了现金赔偿。据三菱公司的协议显示，他们将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并将为他们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并没有公开向我们表达过歉意或者承认曾经的罪行，但是其民间公司的这种道歉，已经是对曾经罪行的承认和道歉了，这是我们索赔道路上一个很大的进步。

虽然我们目前为止获得的成果仍不足够为那些饱受苦难的人伸张正义，但这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开端。

事实上，这种民间索赔的行为，胜诉的例子很少，不过每一个胜诉的案例对我们而言都是一次进步。每一次的胜诉，都是日本向中国人民道歉的证明，都是日本欠中国那笔血泪债的证明。

有了一次次的这种证明，我们距离争取最终正义的目标才会越来越近。日本公司做出的现金赔偿和建碑纪念行为，不止是一种道歉，也为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争取了更多的支持声音——连日本民间都承认的罪行，自然更有说服力。

言而总之，在经历了71年的等待、20余年的努力后，我们终于得到了日本向我们低头道歉。这种民间小部分群体的道歉行为，当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必将进一步为那些曾饱受苦难的人民争取赔偿，并继续对历史真相的坚持。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总有一天，真相必将大白于世界，日本也必将为他们曾经的罪行做出更诚挚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