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内的收费停车场，如果是现代化高楼的地下停车场的话，大都和先进国家一样安装有自动门，收费也都是自动结算。但目前上海大部分的收费停车场的形式都是一小块空地，或者是使用人行道的一部分，同时配备专门的收费人员。汽车一停下，收费员就会走过来直接收费。收费标准是停一次10元左右。

问声“多少钱”，收费员会回答“10元”。但如果司机说“太贵了，5元吧。不要发票”的话，大概8成以上都能按此价格成交。甚至会让人感觉是收费员在等着客人来讨价还价。

对收费员来说，如果开发票的话，收的钱就得悉数上缴停车场经营者。而如果不开发票的话，就可以不用把收到的钱全部交出了。可谓是对客人和收费员双方都有好处的一种做法。

“负责人员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与客人直接交易，本应是部门获得的利润却不再存在”，这一形态不仅仅局限于停车场，而是在整个中国社会随处可见。在具体的商品买卖场合，由于交易对象是实物，这种做法比较少见，但在眼睛看不见的服务与管理领域，就会如鱼得水，有许多变通的做法。

这一现象在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政府官员身上表现得最明显。本应上交国库的税金，就会通过一种对征税官员与纳税者都有好处的直接交易方式进入双方个人的口袋里。

比如，本来属于国有资产的土地，就会通过对政府主管人员与开发商都有好处的直接交易方式销售出去。本应是保障民众安全的建筑安全标准，也会缘于对政府部门的监察人员与建筑商都有利的直接交易，变得名存实亡。

对于政府官员来说，这些行为通常被称为贪污或腐败，但归根结底就在于社会体系把个人利益优先于集团的利益。在这里没有政府与民间的区别。结果使得本应集中到国家或企业以便进行有效再投资的财富被分散成细流，最终流失。整个社会的效率变得越来越低下。

在中国社会生活一下就会感觉到，在非常富有的个人不断出现的同时，“社会”本身却在快速地消融。当然这也许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另一种社会模式的存在方式。

即便如此，可13亿民众能够都有富裕的那一天吗？笔者不由得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