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何涛、李颖
　　四川仁寿县建强村，一个离县城30公里的偏僻小村，几天前突如其来的一则消息打破了这里的平静。连日来，大批记者赶到村里，使得老实巴交的村民们不得不相信两位同村人被绑架了。
　　此次发生在尼日利亚的绑架事件反映出中国农民在海外打工日趋严峻的安全问题。仁寿县是全国知名的海外劳务工输出大县，据有关部门统计，至今已有3800多名仁寿农民走出国门到海外打工，常年在境外务工的就有300余人。
　　一直以来，绑架是不少走出海外的仁寿农民忽视的一个问题，不少被包工头带出国外的农民工甚至根本没有接受过语言或安全方面的培训。
　　无疑，仁寿县农民工是中国对外劳务输出大军的代表，也成为了分析中国数十万海外务工人员安全现状的一个解剖点，我们的调查便从仁寿县开始。
　　1月9日，一向热闹的仁寿县劳动力市场突然冷清了许多。上午10时，在仁寿县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劳务大厅内几乎看不到一个前来咨询的人。在县城的新车站旁的一家私人开设的劳务市场索性关着门，上面贴着一张告示，“接上级通知，全体工作人员到省里学习。由此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四川省是中国的劳务输出大省，仁寿县又是四川省的劳务输出大县，也是中国十大劳务输出基地县之一。全县160万人口中，农村剩余劳动人就有近60万，每年有数十万农民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务工，而且不少人直接到国外打工。对外输出劳务成为了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劳务中介一直是这里最活跃的经济行为，在仁寿县城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时常会看到一些海外劳务的小广告，就连当地不少房屋中介也都暗地里“帮”着做起了劳务中介。
　　对于最近劳务市场突然变冷，当地不少人都感到有些奇怪。当地一位居民说，“除了快过年的原因外，肯定也和当地的农民工在尼日利亚被绑架有关。”
　　其实，到海外去打工，对于仁寿县的农民来说并不陌生。当地农民早在多年前就开始了海外务工的经历，走在马路上，一提起到国外打工，不少人都会告诉记者，他的某个亲戚或朋友到非洲打过鱼或去日本种过菜。
　　种地收入不够交儿子学费
　　仁寿县地少人多，外出打工或是到海外打工成为不少农民现实而必需的选择。
　　今年42岁的高泽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他1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母亲将兄弟5人带大。
　　高泽民在家里排行老大，从小他就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在读书的时候，只要放学回家他都会“背起篓子打草”。如今，高泽民全家共4口人，分有6亩地。靠土地的收入根本负担不起孩子的学费和全家的开支，当他听说有到尼日利亚挣钱的机会后，就跟着去了。“他去那么远也是为了孩子读书，没办法”，高泽民的妻子殷玉群说。
　　对于生活所迫而带来的现实选择，曾到尼泊尔打工的建强村三队村民何文明有着更深的体会。今年36岁的他被不少当地人看作是一个到海外务工的农民的典型。
　　在出国之前，何文明还长期和李绍富、高泽民一起在全国各地做通信建设工程。“不出去讨活路不行。我结婚后分到了4亩地。如果收成好，每年能收2000斤粮食，按照市价，能拿到1300元。只有卖掉粮食，我才能买油、盐、肥料、种子，到最后，身上只能剩下不到650元。儿子上小学时，每年学费就要900元。算起来，种地的收入还不够交儿子的学费。没出外找活那时候，身上没钱，连买2元的烟都买不起，因为没有茶钱，都不敢上街。只好出去打工。”
　　在建强村出外务工的农民中大体也都是这种情况。建强村的村长李德君说，“由于村里每户的地都不多，而且现在种出的粮食也不值钱，要是光靠种地是肯定不行的。”
　　在日本种一年菜赚10万元
　　根据仁寿县有关部门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约3800 名农民曾到海外打工，他们足迹遍布了非洲、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主要在国外从事建筑和建设施工、打鱼、种菜工作。
　　在仁寿县的海外劳务输出当中，有不少人是经过当地劳动部门介绍组织去出国打工的。今年32岁的阿钢不久前从日本回来，他在日本帮人种菜。在出国前，阿钢经过整整2个月的培训，包括了基本的语言、礼仪和一些基本的安全方面的知识。仁寿县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说，“我们确实介绍组织过一些农民出国打工，但在出国前都是要进行相关培训的。”
　　阿钢在日本种了一年菜就赚了10多万元，引来了不少朋友的羡慕。他的一位好朋友说，“当初，我也想和他一起去日本打工的，但我没有关系。像这种当地劳动部门组织的海外输出虽然正规，但是名额有限。而且出国之前，先要花1万～2万元，此外没有关系是根本去不了的。”
　　在仁寿县出国务工的农民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跟着包工头走出去的，因为这种外出的方式基本上不需要交一分钱，而且也不需要特别的关系，只要能干活就行。“在建强村七队和八队有近90%的年轻人在外从事通信工程，两个生产队先后出国打工的就有几十人，全部是跟着小老板走的。”何文明说。(小老板是当地农民对一些工程小包工头的称呼。)
　　几十人出国小老板是领队
　　何文明去尼泊尔打工也是被小老板带出去的。这一段经历，他至今记得很清楚。2003年后，何文明就常跟着本地的松北公司出去打工做通信建设工程。光是他所在的建强村，就有二三十个村民在松北公司干活。
　　当时，高泽民、李绍富都是松北公司的人，李绍富还是该公司的主管之一。几年下来，何文明跟随着公司先后到了广州、云南、贵州去做工程，最远的一次，他还到了西藏日喀则。那时，他的工资是60元一天。几年下来，何文明存下了几千元。
　　2005年3月，何文明接到了一个姓谢的小老板的电话，他被告知到尼泊尔去有赚钱的机会，而且同样是做通信建设工程。“后来，我就把身份证交给松北公司的小老板了，也是这个小老板带着我们出国的。现在出国的都回来了，但护照、签证我都不知道，也从来都没见过。反正出国的事都是由小老板来办，我们什么都不用管。”